至於其他小國、部族，更是紛至沓來，包括此前沒有多少聯系的安南吳朝，也遣使到東京了，卑辭厚禮，態度尤其恭順，稱奴顏婢膝也不為過，妄圖稱臣以得到朝廷的認可。

新政政策頒告之後，當著滿朝大臣，劉皇帝則再度直言發聲，表明志向，勉勵群僚，君臣同心，共創盛世，護天下之太平，與百姓以安康。

另外，諸多政令的實施，是需要一批素質過硬的執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歷來國家政策，都是些綱領性的意見，可解釋的空間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個意思，下達道州是個解釋，再到縣里或許就已經完全變味了。著也就使得許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終跑偏，不遂人意，進而失敗的原因。

朝廷對國家的掌控力度在這里，信息的傳遞，內外的聯系，社會的發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細致地治理天下，會發生類似的情況也並不出奇。

當年，以當下朝廷的權威，倒也不至於發生那種極端情況，縱有偏差，也不會太離譜。但是，想要盡量順利地推行新政，盡量完美地實現目標，卻也需一個有力的領導團體與執行班子。

因此，劉皇帝對大漢的權力中樞，又進行了一次大的調整，以迎新時代，並為新政的施行保駕護航。

魏仁溥為中書令，仍居首相，主掌國政；竇儀以吏部尚書，兼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成為政事堂內最年輕的相公，他與竇儀可以說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員；雷德驤雖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齡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過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書，該任慕容彥超了，主要讓這慕容皇叔將的經歷放到對河工水務的調研與治理上去；雍王劉承勛改授幽冀安撫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鎮。陶谷則自相位上退下來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跡彈劾他，劉皇帝讓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計最不樂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書，則由回朝的國舅李業擔任；慕容延釗因為身體不佳，幾度告老，劉皇帝准他歸養，卻不允其致仕，繼任的兵部尚書乃是趙匡胤，直接把他從樞密院給調離了。

至於樞密院這邊，也有所調整，李處耘仍穩居樞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樞密學士承旨韓徽則高升，調至三司任鹽鐵使。

從劉皇帝對王溥、安守忠的任用來看，過去那些從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經逐漸成為大漢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對於禁軍職位，倒沒有進行大調整，向訓、高懷德、韓通仍管著侍衛、殿前、巡檢三衙門，不過楊業調任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審琦為侍衛都虞侯。

在這個基礎上，劉皇帝再度從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選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員，分赴諸道州，作為朝廷的勸政使，指導宣揚開寶新政，當然也承擔一部分監督的職責。

與此同時，對於當下大漢的行政區劃問題，也到了最後的落實階段。對於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如何重新劃分，也已經醞釀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