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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囂之後，往往就是安寧，告別了嘉慶節，東京城也自然而然歸於平靜，恢復到過往那種尋常平淡的氛圍中去。

一時的慶祝與喜悅，並不能改變東京士民的勞碌，一切照舊，尋常人家，依舊為生計辛勤奔波，不得片刻安歇。起歌舞的依舊起歌舞，世俗的疾苦，與他們沒有半點相干。

至於滿是錦服朱紫的廟堂之上，也確實多了些異聲，來自京外地方的聲音。大概是為了證明封疆大吏、柱國大臣們進京，並不只是為了給他祝壽，滿足他的私欲，劉皇帝下制，讓太子劉暘與宰相趙普組織內外臣工在廣政殿進行為期半月的國事會商量。

這是有慣例的，在每年上元節假後，朝廷這邊都會有類似的政治活動，只不過參與探討的都是各地進京的上計大臣，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匯報，是接受查問質詢，份量在地方上很重，但在京城可就輕了。

而像此番這樣，各地軍政的頭頭腦腦，不說全部抵京，七八成總是有的，這些人可就不一樣了，他們都是大漢的政治精英，也是大漢帝國這一龐大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力量，對於國事，自然也是有話語權的。

雖然大漢如今處於一種高度中央集權的狀態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地方對中樞就完全俯首帖耳了，道司大吏們，往往都是大權在握，國家在趨於和平穩定的情況下，地方大吏們的權威同樣也越發鞏固。

他們或許不敢直接違逆朝廷中樞，但真要不服了，也有的是反應手段與措施，只不過，那種情況很罕見吧。

別的不提，就說盧多遜，不管是在河西還是在兩浙，就已經隱隱與趙普別苗頭了，而趙普可是大漢首相，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代表的都是朝廷。

還有河西布政使雷德驤，當年外任蘭州，就因為與王溥不和，在河西任上，對趙普，對朝廷的一些政策，同樣多有非議。

更早些，還有王朴與李濤之間的齟齬，為了一些人事任命的問題，這兩國公都能隔空互嗆，官司都能打到劉皇帝那里。

因此，時至如今，朝廷中樞的權威仍舊牢固不可動搖，但封疆大吏們，總是難免要「反抗」一下。

當然，他們的反抗，不是要造反作亂，只是想要為治下多爭取一些利益，讓自己好過些。而這種情況，反應到這次國務廷議上，便產生了極其激烈的爭執。

大漢國土廣袤，道府州縣眾多，民情復雜，各地的情況各異，其訴求也各有不同，不論是窮的富的，還是人多人寡，都希望能得到朝廷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扶持這個概念，還是近幾年出現在大漢的，其由來，除了劉皇帝無意提了一句，最直觀的例子，便是安東地區的發展了。

不到十年的時間，安東那蠻夷雜聚的苦寒之地，能夠有那般顯著的發展變化，文明禮儀之光初現，絕不只是劉煦為首的安東都督府的苦心經營。

其背後，朝廷的扶持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只會是鏡中花、水中月。稅收，朝廷不收取，每年還是扶助款項，進獻的金銀，也會得到相應的匯報。

安東缺人，可任其在內地道州招募，各地官府不得阻攔，政策上更是大開綠燈，不加限制，也使得大漢治下自主性最強的地區。

對於邊地的開拓，大漢從來沒有放棄過，但從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達到安東地區的程度。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廷在政策上的寬松限制，包容對待，其他地方，沒有這樣的投入，也沒有這樣的優待。

而有安東這個例子在，其余道州的官僚們，怎能沒有想法。同樣是大漢治下，同樣是劉皇帝的子民，怎能如此區別對待。

從來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朝廷寧願花費代價，去開拓安東那種蠻荒之地，為何不稍降恩澤，照顧一下他們。把那些人煙稠密、氣候適宜的精華之地，發展得更好，不是更有益處嗎？

至於其他窮僻地方，那更是一副嗷嗷待哺的姿態，比如雲南、黔中、廣西、榆林等道就是如此。而似安西、安南這樣情況與安東相似的地方，那就更有話說了。

比起安東，安南經營更久，雖然地處偏遠，但那里不論是氣候、環境，還是土著的馴化問題，都明顯要好於安東。

而十多年的發展下來，安南已經能夠正常向朝廷貢獻錢糧稅賦，當然，這是帶有一定殖民色彩的，但也可窺其潛力。

如今的安南布政使是李守節，辰陽侯李筠之子，他屬於軍轉政，鎮守安南多年後，就地轉任布政使，一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