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皇帝沒有做出一副殺氣騰騰的模樣，但話里透露出的意味，仍舊讓寇准凜然。稍微組織了下語言，寇准從容稟道：「陛下，一直以來，朝廷移民實邊政策，主要面臨三個方面的阻力，其一地方官府不願治下丁口流失、財稅減少；其二，百姓戀土深重，只要能有幾畝薄田耕種養家，輕易不願背井離鄉，遠赴邊陲開墾；其三，便是鄉里土豪仗勢，約束控制百姓......」

聽寇准之言，劉皇帝臉上沒有什么變化，說道：「地方官府與百姓的顧慮，朕可以理解。但前者有朝廷權威駕馭，何況自朝廷取消以人口多寡作為官吏升遷考核之後，來自地方官府的阻力已然減少許多了吧。朕不信，他們還敢明目張膽，公然違背朝廷大政方針！

至於百姓，朕從來秉持的，都是以利誘之，讓百姓看到好處，給錢，給地，給農具種子，加以稅收優惠，政策保護。這些年，不論是安東安西，都薄有成效，顯然這一套辦法即便見效緩慢，還是有用的。

相比之下，你所提到的土豪，他們是如何阻撓此事的？又是為何？」

提到「土豪」二字時，劉皇帝語氣就已經有些不對勁了。一直以來，由於「皇權不下鄉」這五個字，對於地方上那些豪強宗族勢力，都帶有不小的厭惡心理，認為他們是在攫取皇權，侵蝕帝國根基，動搖大漢統治。

過去的幾十年，也曾費盡心思，進行整飭打壓，包括從各地強遷地主豪強進行實邊。然而，結果如何，一場榆林之亂，教訓已經足夠深刻了，遷豪強的政策是可取，方式方法也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最大的問題便是遷徙之後，沒有將之置於控制之下。遷到邊地，更是下下之選，袁恪那賊子當初能舉事成功，可不只是他狼子野心。

而清理過豪強的地方，又有多大的改變呢，答桉是，除了給普通黔首騰出些空間，給官府增加了些可分配的生產資料外，根本沒有什么改變。

幾十年後，新一批的地主豪強又崛起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仍舊帶著固有的階級性。而壓在黎民黔首身上的，還是貴族、官僚、地主這幾座大山，只是在大漢還算清明的政治環境與相對穩定的社會治安下，行事作風稍微收斂一些。而這三座大山，又恰恰是當下大漢帝國的統治根基。

當破開固有思維後，劉皇帝也漸漸醒悟過來了，妄圖去搞什么皇權下鄉，就是扯澹，完全不顧客觀規律，不切實際。

連官僚管起來，都那么困難，吏治始終難以澄清，就更別提下層了。而倘若沒有那些宗族豪強，協助治理，維穩地方，這帝國還不知道要亂成什么樣子。

鑒於這些原因，以及年紀越來越大，劉皇帝對於地方，也漸漸形成了「綏靖」心態，只要保證整體的太平安康，也不願再多折騰了，眼不見為凈。

然而，當寇准此番提到，有地方豪強興風作浪，控制百姓，對抗朝廷大政方針時，又仿佛逆鱗被觸碰了一般，同時也有種羞惱的感覺。

只是隱約表現出的震怒，便讓寇准有種震顫感，因此，在回話時，言語組織也更加小心了。沒有直接提有那些豪強，又犯了什么事，寇准以一種娓娓而談的方式，緩緩說來：

「陛下，臣見識淺薄，只能將在華州的所見所聞，向陛下陳情。早些年之時，得益於朝廷施恩，官府盡力，華州百姓，家家戶戶耕有其田，居有其屋，衣食有憑，即便朝廷以利誘之，願意到邊陲開墾的人也是少之又少，除非朝廷用強。即便一些不甘於困於田畝的人，外出闖盪，也是往城鎮務工賺錢。

不過，這樣的情況，持續十數年後，終發生改變。農民經營田土，若風調雨順，在繳稅服役之後，生計尚可無憂。一旦遇到天災，土地的營生，便遭到破壞。

地方豪強，則趁此時機，兼並土地，加上總有經營不善者，窮盡之時，便售賣土地。因此，在華州，無地的人口，是越來越多的，因為在籍，為了繳納兩稅，他們不得不寄身地主豪強，成為佃民。

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移民實邊的政策，對於這些百姓，便是一個不錯的去處了。就臣所知，僅華州一地，生計困苦之下，接受邊地招徠去開墾的人，便不下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