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當下大漢朝廷的官僚之中，也有一大批起於微末，體察過地方民情，見識過民生疾苦的官員，他們更清楚如何通過減少對農民的壓榨而靖安維穩，他們知道稅改是延續統治生命力的做法。這些庶族官僚，雖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變了色，但依舊有有一批人，保持著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這些人，也是改革除劉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撐力量。

另外則是，還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義與重要性的官員，他們樂意看到變革的發生，並積極參與進去，以趁機牟利。改革意味著改變，也往往體現出利益的重新分配，對於許多不甘現狀的人而言，改變就意味著機會，不管是因勢而動，還是渾水摸魚，都需要一個變化的環境。

這樣的人，或許談不上唯恐天下不亂，但絕對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變。吏治運動，在清洗不法的同時，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權貴，稅改亦然，這同樣是個機會。改革容易出新貴，這其中的機遇可比平時苦熬政績資歷要大得多。

甚至於，有些人心明明對稅制改革心懷疑慮，甚至排斥反對，但面上卻顯得格外積極，表現出十分強大的執行力，對於這些人而言，如何借機實現仕途上的進步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政治理念什么的，沒到一定地位毫無意義，至於利益，只要有官有權，什么都會有的……

而趙匡義，顯然也屬於這樣的一類人。

最後還有一批選擇坐觀局勢，左右搖擺，隨時可以轉變立場的人。事實上，很大一批人，對於改革並沒有過於明確且激烈的反對態度，一是在於眼光的短淺，不論流言如何，在切身利益沒得遭到侵害之前，是不會有什么過激反應的，實在沒必要。

另一方面，則是大漢多年發展形成的一種政治規則，或者說習慣。在劉皇帝當國的這近四十年間，發起並落實的各項政策改革有數十起，每一起都會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但都一一落實了。

這其中，除了劉皇帝破除萬阻，堅決推行之外，也因為劉皇帝的大部分改革，都表現得極有分寸，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改良，既然是改良，不論手段形式激烈與否，都難以掩飾住其中的妥協性，往往留有余地。

經歷得多了，大伙也都習慣了，雖然此番稅改從一開始都讓人感覺別扭，但在沒有具體方案出台，沒有新政舉措落實，沒有真實效果的反饋之前，觀望是不少人選擇的態度。

稅改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統歸地稅，再度加強朝廷對土地的控制，但是，這並不涉及土地所有權這種最為敏感的問題「減租減稅」總是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更容易接受。何況，即便通過稅改，今後的地稅如何收，收多少，都還未成定議，都是可爭取的。

說到底，這仍舊是一場走溫和改良路線的變，雖然觸及了土地這種最關鍵的生產資料，但效果如何還需看後續的發展。

而李昉無法切實有效推動稅改進程，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滿，反對者就不多提了，支持者對其保守的做法不耐，而觀望者也因為始終沒個定論而感到不安，難得的，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厭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