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皇帝過去常常自謙，也努力地做出一副平和的模樣，但他骨子里實則是個十分自傲的人，他有著超越時代的眼光，也有洞察人心的智慧，他生生改變了一整個世界的走向，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

以劉皇帝一向的內斂沉重，都不時露出驕狂之態，矜功伐能，至少作為一個君主專制帝王，劉皇帝的成就已經前無古人，後也很難再有來者。

只是隨著歲數的增長，人至暮年，劉皇帝的心態也在不斷變化。改弊革新，中央集權，一統天下，南征北伐，這些劉皇帝自矜了幾十年的東西，如今在他看來，卻已不足為道，畢竟上朔千年，做到這些的，還是有那么幾名帝王的。

在承平二十多年後，劉皇帝發現，他真正能夠自豪的，只剩下海外拓殖這一樁。不在於揚威域外，在劉皇帝看來，這是打破華夏歷史窠臼的一種嘗試，一種宣泄內部矛盾的辦法。

當下的大漢，帝國雖然擺脫不了一些封建落後的框框架架，但百姓們的生存空間是大大擴展了的，並且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對於一般小民而言，倘若承受不了國內的沉重負擔與壓榨，完全有其他出路，選擇也很多，徙邊，出海。只要膽子夠大，敢冒風險，大漢周邊有數之不盡的土地資源可供大漢百姓取用，尤其是廣袤的南洋地區，雖然是大片的蠻荒，環境惡劣，但大部分都是優質資源，只欠開發，而以大漢百姓在農業上的專注與技術，只要人去了，就不愁沒有成果。

至於地方勢力對於小民的各種影響與限制，固然難免，但在大漢的政策環境下想做到徹底控制，同樣是不現實的。

對於移民實邊、拓殖海外，朝廷的態度一貫是支持、堅持，並且早已將移民作為各地主官升遷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並且寫入了祖制之中。

沒錯，劉皇帝還是沒能忍主定祖制的沖動，雖然有些顧慮他定的這些規矩會成為故步自封者的「大義」，但劉皇帝還是做了，至少在他看來，他定的這些規矩，無一不是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永續延存。

劉皇帝訂立祖制的初衷，當然是為了限制後人亂來，以超越時代千百年的眼光來看，他有資格也有自信去做這一點。

並且，其中有不少事項，都是為了保持大漢官民開拓進取、昂揚向上之精神，為了這份進取，不得不采取一種堪稱頑固保守的措施，現實有時候，就是這么矛盾的。

關於移民開拓這一點，更是濃墨重彩，東北、漠南、高昌、安西、安南這些地方，都是作為百年大計的重點開發地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漢各地的官府，自然踴躍響應，涉及到升遷考核，關乎官帽子，大漢的官僚們自然格外盡心。

當然，也不是任其作為，否則，為了完成任務，做出一個光鮮的成績，那是什么沒有荒唐惡劣的辦法都能想得出來，什么沒有底線的事情也都干得出來。

於是，劉皇帝又繼續做著限制，給他的官僚們帶緊箍咒。有鑒於榆林之亂的教訓，官府移民有一條基本原則，那便是自情自願，不得強迫，倘有官員為達不目的，不則手段，以權凌人，可向上一級官府舉告，一旦查實，嚴厲懲處。而倘若因移民之事情，出現了像榆林之亂這樣的「群體性」事件，同樣查究到底，所涉官員，概不輕饒。

同時，移民目的地，也做了嚴格規定，安東、安西、安南是第一批次，高昌、漠南等其他緣邊地區則是第二批次，余者則為末次。

所有由官府組織的移民，都需有詳細記錄，以保證對移民的管理控制，移民數量以及成績考核，則由各邊地統計，上交朝廷，兩方比對考核。對這個過程，朝廷也將時時派出差使，監督巡察。

至於海外移民，到目前為止，依舊以民間自發行動為主，還沒有到官府出面組織的地步。在移民之事上，實邊仍舊是當前政策，最主要的考量。

不過，可以想見的是，待新稅改革徹底完成，大漢又將迎來一波恐怖的人口潮，這是擋也擋不住的。或許，那時候，緩解人口壓力，將成為移民的主要目的。

國有潮水洶洶，則以鄰為壑，這是劉皇帝能想到的辦法，給大漢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也給大漢帝國更多的可能。所幸，這個世界很大，足可供大漢子民遨游。

因此，朝廷雖然已經二十來年，沒有大規模地、強制性地組織遷移人口。但在這種相對溫和的政策引導下，這些年，大漢在移民實邊上，還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積少成多，集腋成裘，實現的移民人口規模，比之當年粗暴的強遷，多了數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