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三，河北高陽宮。

聖主接到裴世矩急奏，經過與安東方面的多番商討，雙方終於就軍政財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一致，其中在最核心的軍權上，安東願意遵從聖主和中樞的命令，但前提是，安東漢虜大軍的最高統帥只能是李平原。

招撫安東的關鍵就是軍權的再分配，而軍權再分配的關鍵就是軍事決策權和統兵權的歸屬。聖主和中樞肯定要牢牢把控安東的軍事決策權，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若想讓安東忠實執行高層決策，還必須拿下安東大軍的統兵權，即便不能全部拿下，也要想方設法安插親信以達到鉗制和掣肘之目的。

然而，在統兵權上，安東絕無可能讓步，這是後期談判最艱難的地方，所以聖主和中樞派出了裴世矩，而裴世矩亦不負眾望，在最短時間內就把這個最難問題解決了。

只是，裴世矩解決問題的辦法，卻大大出乎聖主和中樞的預料，讓聖主和他的一幫親信重臣們不但看到了撲面而來的危機，亦對安東的未來不再樂觀。

裴世矩之所以迅而順利達成目標，根本原因就在「李平原」，而由此也坐實了「李平原就是秘兵刀，秘兵刀就是白賊」的傳言，如此一來「李平原」就成了套在裴世矩脖子上的「政治絞索」。當然，裴世矩既然敢於把「絞索」套上，肯定留有後手，肯定有各種辦法證明秘兵刀不是白賊，但問題是，「絞索」已經套上了，對手隨時可以置其於死地了，秘兵刀是不是白賊還重要嗎？

裴世矩為什么要行險一搏，置自己於死地？這不符合裴世矩的利益，而以裴世矩的行事風格來說，他也不做無利可圖的事。

由此推斷，如果此事有利可圖，利從何來？裴世矩從其看到了什么利益？

當前中外大勢下，與裴世矩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南北戰爭。裴世矩主掌中土外交事務，而中土外交戰略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南北戰爭的勝負，如果中土輸掉了這場戰爭，裴世矩不僅要承擔外交戰略錯誤或者戰略執行不力的重大責任，還將面對由此所帶來的一切惡果，如果統一大業因此走向崩潰，中土甚至因此再次陷入分裂和戰亂，裴世矩萬死莫贖其罪，所以，裴世矩不惜代價也要確保南北戰爭的勝利，為此無所不用其極。

這一推論是成立的，而聖主和虞世基、蕭瑀、宇文述、來護兒、趙才等重臣也因此對裴世矩的西行成果甚感悲觀，對南北戰爭愈擔憂。

君臣本來就對西突厥的承諾不抱太大希望。如果西突厥信守承諾，去年西疆危機也就不會爆，吐谷渾也就難以復國，西域諸國也就不會倒戈而去，剛剛開拓數年的西疆五個邊郡也就不會得而復失，但是，考慮到中土與大漠開戰對西突厥有利，考慮到大漠有重建大突厥汗國之雄心，對西突厥的威脅要遠遠大於中土，所以中土對西突厥還抱有一絲希望，認為西突厥即便不會兌現承諾與中土左右夾攻大漠，最起碼也會虛張聲勢幫忙牽制一下大漠。

然而，從目前裴世矩不惜行險一搏，不惜賠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竭盡全力拉攏安東的舉措來看，他嘴上說此次西行大有成果，實際上心里已經絕了對西突厥的念想，也就是說，他對南北戰爭的預測可能經改變了，不再是中土聯合西突厥主動攻擊大漠，而是東、西兩部突厥聯手夾擊中土，如此中土將喪失戰爭的主動權，不得不被動迎戰。

由此推斷，南北戰爭的爆時間就不是由中土決定，而是由突厥人決定了。如果突厥人主動起南北戰爭，那戰爭爆時間就快了。中土已經東征兩年，興師動眾，勞民傷財，軍隊疲憊，再加上國內局勢日益惡化，危機重重，中土深陷內憂外患之中，正是突厥人乘火打劫、落井下石、南下入侵的最好時機。

聖主很憤懣，對政敵的憤怒尤大於對突厥人的仇恨，如果兩京和平相處，一致對外，局面何至如此困頓？看到幾位重臣凝神沉思，一言不，聖主心中愈煩躁，忍不住手指裴世矩的奏章，開口問道，「諸卿對此有何異議？」

趙才心切，先回道，「聖上，軍權是招撫核心，我們唯有掌控軍權，才能鎮制安東，才能牢牢把安東控制在手，否則，安東就處於失控之中，就是一個重大禍患，而這一禍患並不會因為李平原統領安東大軍就有所緩減，相反，會愈演愈烈，以致於演變為事實上的藩鎮割據。」

趙才尚未說完，聖主的臉色就難看了，怒不可遏。

這是內外夾擊啊，外有北虜和政敵咄咄逼人，內有心腹重臣怯弱推諉，豈有此理！親信大臣用來干什么的？就是關鍵時刻勇於為自己分憂解難，沖鋒陷陣，敢於為自己承擔風險和責任，而不是縮著腦袋躲在自己的羽翼下，讓自己沖在最前面為他們遮風擋雨。趙才的確忠誠，為人也很剛正，但缺點也在如此，不知變通，不能便宜行事，更不會察言觀色，揣摩上意，結果一張嘴就把聖主逼到了旮旯里，進退兩難。

裴世矩在急奏中已經表明了立場，把李平原推到「前台」，李平原是官方的人，由李平原統領安東大軍，名義上就是聖主和中樞控制了安東軍權，完全顧全了聖主和中樞的臉面，而由此所帶來的全部責任和一切後果，他裴世矩一力承當，如果出了意外，損害到了國祚、聖主和中樞的利益，唯他裴世矩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