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史無前例的潮流中，我也投身於上山下鄉的急流里。和我一同前往內蒙兵團的有我從小就在一起的朋友鄰居白樺。

樺與我同歲，幼兒園、小學都同班，每天上下學都是同出同進，只是上中學時我考入男六中她進了女一中而分開了。但因為我們兩家住在一起一幢兩層的小樓里，小樓的左側是她家，右側是我家，所以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的父親是一同從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老戰友，後來又在同一個機關工作，屬於雖不算大但也決不算小的干部，所以有當時一般人家難以想象的居住與生活條件。

1966年，兩家的家長幾乎同時被打倒，秘書、警衛員、司機、廚師都消失了，保姆也走了，我們兩家被趕到大院角落里的一排房子里。她家只有她一個孩子，在上山下鄉的時候黎阿姨她的媽把她托付給我，同意我們一起去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當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我們都有將近三年的時間沒有見到父親了，後來才知道她的父親在1968年就已經去世了。

兵團里我們在同一個連，我總是盡一切可能關照小樺，黎阿姨來信時總要附一頁給我，感謝我對小樺的照顧並囑咐我們事事要小心，注意保養自己的身體，有時寄來一點為數不多的食品還指定一些讓我吃。小樺也對我關愛有加，無論是我們誰家寄來的食品幾乎都讓我狼吞虎咽地送進肚子，小樺看著我吃的表情似乎比她自己吃下去還要滿足、欣慰，可惜我那時只知道填滿自己的胃，卻從來沒有顧及小樺那同樣飢渴的胃口。

1971年7月，我第一次享受探親假回到北京。林彪叛逃後不久我父親就被「解放」，恢復了原來的職務，家也搬到市區里的一個四合院。黎阿姨家也平反了，但由於白伯伯已經故去，黎阿姨獨自一人遷居到城鄉結合處一套樓房。小樺在送我登程的時候淚汪汪地反復叮囑我一定要去她家看看，有什么需要幫幫忙。

其實她不說我也會去看望黎阿姨，因為我自小就受到黎阿姨的寵愛，幾乎把我當成她的兒子，有時我欺負了小樺她反而護著我，倒是我媽氣不過會打我屁股幾下。

我那時已經19歲了，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覺得黎阿姨孤零零的一個人怪可憐，有什么能幫忙的一定會盡全力的。

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黎阿姨家了，媽在我出門的時候囑咐我說：「這幾年你黎阿姨過得很苦，我也沒時間去看望她，據說她現在住得還算寬敞，只是太偏僻了。你去了看看有沒有什么需要我們幫助的，如果有力氣活兒你就幫把手，聽說她搬過去半年多了，許多東西還打包放著呢，嗨，一個女人，難吶如果需要你可以多去幾次，要不住在她那里也行，反正這幾天保姆沒在，你的房間還沒收拾好，過一兩天再回來沒關系，如果她那里有電話就打一個回來。」

我按照小樺給我的地址找了一個多小時才找到黎阿姨的住處。那是西山坡下的一處樓群，有三棟，房子的外觀看起來不錯，只是顯得十分荒涼，好像沒有住多少人家。

黎阿姨家在西首那棟樓的二層，當我敲開門後，黎阿姨見到我幾乎驚呆了，怔怔地望了我一陣後猛然抱住我，連哭帶笑地說：「兵兵，可見到你了。樺樺好嗎怎么沒回來為什么不提前來封信」

一連串的問題使我不知道先回答那一個，只是自打我記事以來從沒有被女人這樣緊緊地抱過，一時沒有了主張。

我

那時已經長得高過黎阿姨了，她的頭頂剛剛到我的鼻子。我鼻孔里充滿了一股迷人的香氣，是一種使我不安、躁動的氣息，後來才知道那是成熟女人身上發出的氣味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