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說，「不知是哪個共產黨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塊。」
希特勒令衛兵加強警戒，興致勃勃地觀看司機拆下一個零件。司機又吸又吹，還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與其他自豪的家長一樣，希特勒領著赫侖納和埃貢參觀瓦申弗爾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樓，正對著上薩爾茨堡，與其它房間一樣，陳設簡朴。「室內只有一張小小的寫字台和好些簡易的書架」埃貢回憶道，「我特別注意尋找，看元首消遣時看些什么書。」
令人驚奇的是，大部分是卡爾·梅依所著的描寫荒涼的西部的書籍——這些書更適合於埃貢閱讀，而不是總理。
漢夫施坦格爾母子是請來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黨員也會來看元首。「戈林與元首形影不離。他們常在花園的小磚路上走來走去，邊走邊密談。走來走去都是那塊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們走過時，也可聽到一些談話內容。說話的總是戈林：『我剛簽完20份死刑書……』據我記憶所及他說的大概只是這些。我母親也聽到過。我們倆都覺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國家政策後邊，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們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設在樓下，簡朴大方。埃貢吃不慣安吉拉做的奧地利飯菜，尤其是豆莢，因為這菜要與牛n、面粉和些小糖一塊吃。不過，餐桌旁無拘無束的談話卻令他神往。「他們談音樂，談政治，還談中國藝術——實際上，什么都談。按其標准，希特勒是夠開恩的。我是說，他並不讓你老覺得他是個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與人j談的，他不是聽就是長篇大論，而他之所雲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權威。但在這里，在他的『鄉村別墅』里，他經常完全與普通的主人一樣，舉止得宜，是個普通人。他談得很多的是汽車，發動機，不同型號的船只的x能，以及諸如此類有關技術的事情。」
到此時，元首在瓦申弗爾德別墅的消息已傳了出去，全國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薩爾茨堡。他閉門不出，以免被人看見。
一天，一群人將埃貢叫來，問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來。12歲的埃貢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說：「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誠的人在門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聲大笑，跟著埃貢走出去與眾人打招呼。「他們差點兒暈了過去。他進去後，他們大大謝了我一番。有個歇斯底里的女人還把希特勒踩過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葯瓶里，歡喜若狂地塞進胸前。」
後來，門廊里又來了一群人。埃貢向他們收集了一疊明信片、照片和紙片，一聲不響地將它連同一支筆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著喊了一聲，「你也不放過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後，准備以同樣和善的臉孔去面對世人。那年8月，希特勒批准埃貢的父親出版一本反對希特勒的漫畫集，這些漫畫系集自德國國內外的報刊雜志。畫集書名叫《白紙黑字》封皮上畫著希特勒，他善意地對他的批評家放聲大笑。這些漫畫是經漢夫施坦格爾精心挑選出來的，有些是諷刺畫，有些是惡意中傷的畫，是近10年來最好的。漢夫施坦格爾在序言的開頭，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話：「小冊子應掛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釋說，本書是區分真假希特勒的一個嘗試。
這種宣傳嚇破了戈培爾的膽。漢夫施坦格爾的理由是，這樣才能使英美人獲得良好印象。這便改變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覺得，希特勒是尋開心的對象，而不是懼怕的對象。「當領袖的神話在德國迅速傳開時」《文學摘抄》評論道，「歐洲某些獨立的r報和周刊卻著重強調德國獨裁者可笑的方面。他們將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嚴肅令他更加可笑。」
對斗爭中處於劣勢者歷來深表同情的英國人，在元首就賠款與邊境問題與法國人打的j道中，幫了希特勒的忙。羅提安勛爵辯解說，國社黨人在國內的殘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人受外國迫害的反映。」
英國對凡爾賽條約的攻擊僅次於德國。
希特勒帶著這種善意開始修訂其對外政策。統治他的對外政策的，是他的雙重理論，即種族論和生存空間論。偶爾他也會拐彎抹角，但最終總離不了歸結到東方生存空間問題上。希特勒總想誘使英國作為一個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為此，他必須使英國人相信，帝國已放棄了世界貿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權的野心。簡而言之，德國將控制歐洲大陸，成為反共的堡壘，海洋則由英國去統治。在東征前，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為意大利同情納粹之原則，又由於墨索里尼對地中海存有野心，與德國同樣敵視法國。
希特勒從魏瑪共和國繼承得來的外j人員出身於不同的階級，對他的外j方法心存恐懼，但是，大多數外j人員卻也同意其大多數的基本目標——原因完全不同——並自我解釋說，他們可利用他和他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並希望」職業外j家赫伯特·馮·迪爾克森回憶道，「不可救葯的革命黨人會被及時消滅，而他們的繼承者，在嘗到了權力這杯美酒的甜頭和享受了權力帶來的舒適生活後，會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會變得保守些。」
於是，想法與迪爾克森類似的同事們都「覺得，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有責任進行幫助」希特勒在c縱外j事務方面，與c縱工業家和軍方人士一樣狡猾。他允許所有官員留任原職，包括一個猶太人和一個與猶太人結婚的官員在內。他並宣布，帝國希望與蘇聯建立友好關系，只要他們不g涉德國的內部事務。他之反對土生土長的共產運動並不表明他們也敵視俄國，同時，為了表示誠實可靠，他秘密地允許蘇聯根據在他上台前達成的長期貸款協議，延期付款。
到1933年秋，希特勒覺得，小心翼翼的國際游戲已玩到頭了。他決心退出國聯——別的不提，國聯對重新武裝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亂的。「我們必須退出」他差不多興高采烈地對巴本說，「其它考慮均完全無關緊要。」
當興登堡詢問退出國聯是否明智時，希特勒辯解說，為求得德國之完全平等，這勢在必行。老頭子違心，勉強同意。兩塊大地產的禮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頭允諾，即從帝國和平魯士的資金中給每塊地產撥款40萬馬克以資修繕——可能影響了他。
10月14r，希特勒通過電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國不參加會議並退出國聯。「在一個沒有這樣的平等權利的組織內寫下自己的名字作為這樣一個組織的成員。對一個有6500萬人民、熱愛榮譽的國家和熱愛榮譽的政府來說，是個不能容忍的恥辱。」
這個攻擊不是沒有理由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之退出一個歧視戰敗國的組織，是拒絕凡爾賽條約的象征，而不是對西方的挑戰。他破例向法國人重申其和平願望，並希望德國與法國和解。
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是賭博——然而，由於聲言和平，這又是包贏不輸的。不出所料，英國人同情多於譴責。赫特伍德的艾侖勛爵在上議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過去15年來，我們和其它國家均未將明智的公平正當手段j給德國，而這種手段，當德國從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將發動戰爭的政權j出去時，德國是理應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將把自己的決定j給訂於在月底舉行的公民投票。這是希特勒處理問題，在國內爭取廣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後幾小時，祝賀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辦公室涌來。「天主教行動」組織還拍來電報，「一致」支持他們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國聯的並非野心」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對他的學生們說，「也不是心血來潮，不是盲目的固執，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無條件地為掌握我國人民的命運而明確地負責的願望而已。」
（海德格那時是個納粹黨員，數月後退黨。
希特勒絕未放棄其兩面的外j政策。10月18r，在會見《每r郵報》記者華德·普頓斯時，他的講話既溫和又入情入理。雖然德國人「決不再容忍繼續歧視德國之舉，但他們絕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新聞記者發表的保證言辭，在外j界卻意義甚微。德國駐意大利大使致電外j部說，墨索里尼「對我采取之步驟甚為不安，並感深悔。」
墨索里尼不但認為德國之退出國聯是對他之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而且「覺得無法擺脫目前局勢，也不知道德國將如何動作。」
墨索里尼的憤怒雖然使元首感到關切，但他仍集中全力，為在行將到來的公民投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授權而奔波。他處之如同競選，利用黨的財力人力，力圖說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國聯。教會再次給予熱情支持。巴伐利亞的每個主教均批准紅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贊成票的聲明：「這樣，民主教徒們便重新表明他們對人民、對祖國的忠誠，表明他們贊成元首為使德國人民從戰爭恐怖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怖下解救出來，使公共秩序得以鞏固，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所采取的卓有遠見而強有力的行動。」
它反映了公眾對失敗的戰爭和壓抑人心的凡爾賽條約的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r選擇在12月12r，即停戰協定簽字後一天，其原因就在於此。
他向各階級發出呼吁，似乎他們親如一家似的。「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獲得你們的地位而斗爭之際，內部再鬧矛盾，你們是付不起這個代價的」他在西門子公司的工廠里對工人們說，「要使德國不再甘心做個流浪漢，它就必須堅持權利平等。要做到這點，全體德國人民就必須團結一致。接收我為你們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領導，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只屬於你們。」
在選舉前夕，興登堡與希特勒結成一體——他曾從希特勒處得到巨額報酬。「明天，請拿出你們的民族榮譽感來，與帝國政府結為一體」在廣播講話中，他告誡全國人民說，」
為了平等原則，為了榮譽的和平，請與我和總理一起，發表意見。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復了德國的統一，而且將維護它。」
這個祈求是愛國者很少能抗拒的。次r，清點後的票數表明，95.1％的人投票贊成元首的外j政策；在議會的選舉中，92.2％的選票支持國社黨——選票上唯一的黨。雖然有些外國觀察家嘲笑這一結果（達豪集中營內2242人中，2154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卻是德國人心的寒暑表。在外j政策問題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賭贏了，而且還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權壓倒了一切。在爾後數星期內，他便通過了一項法律，把黨和國家合二而一。該項法律說，國社黨「是德國國家意志的代表，與國家不可分解地聯系在一起」在把德國全人口置於新政權的統治下之後，希特勒的一體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脅）的辦法，元首取得了相當大的權力，但仍不是個真正的獨裁者。這是因為，軍方甚至正在抱病的興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將德國引上了獨裁的道路。德國人並不需要用鞭子驅使自己去跟隨正在使他們擺脫經濟危機和鏟除凡爾賽條約的恥辱的普格菲（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注）當然，沒有鎮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營（這是英國波爾戰爭時期的外來詞）已遍及全國，且人們已習以為常。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它都是一種受懲罰的威脅。在沒收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和出版社後，報上也會出現嚴肅認真的抗議。編輯和出版商已雙雙受到控制。隨著帝國新聞局的建立。獨立辦報的最後痕跡也被一掃而光。與新聞自由一起被掃除的還有文藝、廣播、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
時至1933年12月，德國已站在極權主義的門檻前了。這樣做不是恐怖而是時代的需要和團結的願望。因循守舊的精神也不是個階級問題。它在科學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們希望，這樣便能與國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實地與政府合作」德國數學家協會主席對他的同事們說，「無條件地，高高興興地——每個德國人均必然會如此——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總理服務。」
於是，在德國社會的每個階層，在各行各業，都少不了極權和一體。雖然其它國家和民族都在暗自慶幸，這種俯首貼耳是r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權的鎮壓x也是條頓式的典型，但這兩都卻是經濟、地理環境和時代要求的同一結果。這些踏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拍子前進的德國人，在熱愛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殘酷x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異。
（6）在歡呼希特勒的陣陣勝利聲中，卻也有刺耳的聲音——國會縱火案審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開審，但至此時，德國共產黨人已令世界大多數人相信，國會的大火是原告縱的。首先，他們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書，但書的內容卻是以想像為基礎的。「我們沒有直接證據，找不到證人，只能暗中與德國通訊」阿瑟·科斯勒後來供稱，「事實上，具體情況如何，我們一無所知。」
由於有了這一成功，這些流亡國外的共產黨人自己搞了個審判，於1933年9月14r在倫敦開庭，由包括英國的d·n·普里特和美國的阿瑟·加菲爾德在內的國際陪審委員會主審。聽眾席上的名人有喬治·肖伯納——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別是《聖女貞德》肖伯納拒絕入陪審席，只以持異議者的身份出現：「要是犯人被用作g子去打政府時」他說，「他的命運早就定了。」
經過私設法庭6天的審判後，早可料到的法庭結論公布了：「對國會大廈系國社黨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縱火焚燒一說，存在著嚴重懷疑的根據。」
翌r，德國的審判在萊比錫開庭了。戈林親自c手起訴，被4個被告共產黨人駁得狼狽不堪。戈林大發雷霆，大聲呵斥季米特洛夫（後成了保加利亞總理）「你這個流氓！等我們出了法庭後再收拾你！」
戈林有最後的發言權，但勝利卻在共產黨一邊——全部被法庭無罪開釋。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盧勃被判死刑，並被處決。
局外人卻認為，那荷蘭人不外乎是納粹的工具，其縱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滅共產黨的口實。許多歷史學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們的推測都是在弗里茲·托比阿斯的書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書寫得很詳盡，結論是，共產黨和納粹都與此次大火無關，縱火者只盧勃一人。不少歷史學者，包括布拉切爾，對托比阿斯的書提出疑問。盡管如此，他所列舉的事實，與漢斯·莫姆森所列舉者相同。莫姆森的權威文章，是由當代史研究所發表的，而這個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納粹的解釋的。再者，對盧勃的歷史及審判記錄所作的審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縱火是一個喜歡單獨行動的流浪漢的行為。
萊比錫審判的判決雖受外國輿論的影響，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獨立x。戈林牢s滿腹，說法官的行為丟臉（「你簡直可說，受審的是我們，而不是共產黨」希特勒的回答卻泄漏了天機：「我親愛的戈林，這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們很快就會讓那幫老傢伙講我們的話的。反正，他們都該退休了，到那時，再把我們的人安c進去。不過，只要老頭子還活著，我們就沒有多少辦法。」
漢夫施坦格爾說，他是在總理府進午餐時偶然聽到這番話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試圖讓希特勒走上一條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給美國大使的女兒、嬌媚動人的瑪爾塔·多德打了個電話，說：「希特勒應有個美國女人——一位可愛的女郎能改變歐洲的整個命運。瑪爾塔，你就是這個女人！」
（與眾多元首的心腹一樣，漢夫施坦格爾並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個情婦即愛娃·勃勞恩，但被棄置）「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使瑪爾塔·多德很是「興奮」她同意與元首會面，並「改變歐洲的歷史」在凱撒飯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還狼狽地喃喃了幾個字。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正與歐洲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覷。「他好像很謙虛，中產階級，相當不活潑，且很靦腆——但又有一種奇怪的溫柔感和令人感興趣的無可奈何感。」
在晚餐時她描述了她對他的印象。父親「對我之易受感動覺得非常好笑」叫她勿沖洗被這位偉大人物吻過的手。
多德大使對希特勒沒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國同行們卻認真對付起希特勒來了。關於元首之重新武裝的要求，他們願意作出相當的讓步，並急於達成某種協議。這由1934年初，英國掌璽大臣安東尼·艾登勛爵訪問柏林時透露了出來。艾登對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絕不僅是政治煽動家。「他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會晤的時間很長，隨著會晤的進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會談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