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綱領所付出的代價卻不限於公民自由的喪失：他雖然用獨創的方式使國家擺脫了經濟衰退和結束了失業，但是，由於他堅持不惜一切代價加速重新武裝，這便將潛在的災難x的經濟危機強加在德國頭上。沙希特這個聰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數，反對希特勒和軍方為使德國經濟獨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決了戰爭部和l.g.法本生產人造橡膠的計劃。接著，他又拒絕了勃洛姆堡關於增加燃料油生產的要求，因為他生怕此舉會打破和平時期國民經濟之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響已逐漸消失。平時，希特勒已下令將陸軍擴大至36個師，國民經濟被弄得失調。基本原因有兩個：進口價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價格卻下降了百分之九；由於農業連續兩年歉收，德國農業無力滿足本國的需要。原料庫存正在減少，市場上已出現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況。由於俄國對這兩種商品的出口進行封鎖，羅馬尼亞又索價甚高，此危機便進一步加劇。供取暖、照明、潤滑用的燃料之供應，以及柴油的供應，都維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國之生產又無能給予取代。

就是這種緊急情況，促使希特勒於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實行戰時經濟的計劃。他之解決燃料油庫危機的答案，多年後，在美國被采用了——自給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國現存的版圖內，是無法生產足夠的原料以達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堅持應盡力而為。他堅持說，只要德國向東擴展，絕對自足是可能達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見予不顧，要求提高合成橡膠、鐵礦砂、油脂、紡織品和輕五金產品的產量，並要求在一年半內解決燃料危機。

專家們一再警告，若執行這一計劃，生產成本將昂貴異常。他將此當作耳邊風。對他之生產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產的主張，工業界怨聲四起，但他充耳不聞。相反，他用國家將進行g預對大企業進行反擊——假如他們敢於不參與為實現自足而進行斗爭的話。他宣布，「財政與經濟，以及所有理論，都是為人民之自立之斗爭服務的。」

對希特勒而言，這不過是個意志力的問題。他要求實行「可與軍事和政治動員相比」的經濟動員。只要陸軍在四年內可供作戰，如何將經濟動員起來，這他是不管的。

這就是他1936年在紐倫堡大會上宣布的四年計劃。大會結束後一月，他挑選了戈林去主管這一計劃。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選中，只有一名是老黨員，所有高級職務均由願合作的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擔任。這就意味著，除了只忠於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納粹黨已被排斥在為國民經濟生活制訂決策的范圍外。

在一起號召全國動員的演講中，戈林宣布，工人和農民必須全力生產，發明家必須隨時任由國家支配，商人不能「考慮利潤，只能為建立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德國經濟著想。」

他用一代人以後由一位美國總統會加以解釋的語言，請求德國全體民眾為國家服務。「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自問，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夠為共同努力之成功貢獻些什么。」

兩個月後，希特勒親自向一群工業界要員發出強烈呼吁，要他們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這項重要任務。他說：「戈林是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具有堅強的決心，是個具有鋼鐵意志的人物。」

在同一次會議上，戈林對工業家們說，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廉價生產，而是必須生產。外匯是如何掙得的，這他一點兒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獲成功的人才會受到起訴。

「我不得不譴責這些經濟上的胡作非為」沙希特寫道，「同時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對法律盡量公開地進行肆意嘲弄的行徑。」

在他60歲生r那天，他在一起演說中，是這樣講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產之說。假如我在某塊土地上播種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經濟上，這是難以想象的胡鬧。」

這是一位失寵官員的戰爭宣言。不到數月，沙希特被迫辭去經濟部長的職務。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為，竭力貫徹元首將國民經濟變成為重新武裝——和為戰爭服務的徹頭徹尾的工具的計劃。

假如希特勒死於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際——盡管碰上嚴重的經濟大危機——毫無疑問。他將被作為一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寫進德國史冊。在全歐，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傑爾杜魯德·斯坦因（他覺得羅斯福令人生厭）認為，希特勒應得諾貝爾和平獎。喬治·蕭伯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希特勒和其他獨裁者辯護。他發表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演講，令他的「費邊學社」（系一主張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之學術團體，1884年創立於英國——譯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激烈反對，言辭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來。另一名直言不諱的追隨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險家斯文·海汀。他寫道，希特勒具有為正義而斗爭的不屈不撓的熱情、遠大的政治目光、准確無誤的卓識遠見，「他真正關心他的同胞們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且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辯護，另方面又反對其嚴厲的措施。他說，只要你公正地調查一下停戰以來猶太人的行徑，你就會明白德國人為何討厭猶太人。「哪里通過了失敗主義和奴顏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猶太人無疑。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先鋒肯定是猶太人。這是一條規律。」

他對希特勒之成就的總結可說是出自戈培爾的手筆，「能在短短的四年內將他的人民從最底層提高到自我覺醒、自豪、守紀律而又有權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類尊敬。」

希特勒不僅鼓舞了作為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作出榜樣，在整個歐洲刺激了類似的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法西斯聯盟」即所謂的黑衣黨。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黨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雷爵士與迪阿娜·密特福特舉行婚禮後舉辦的午餐招待會。在法國——在那里，反猶主義長期以來就是民族主義、忠君主義，有時還是天主教主義的一個方面——查爾斯·莫拉斯領導的「法國行動會」也繁衍起來，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響頗大。此外，在法國還有弗朗斯瓦·德拉羅克上校領導的老牌極右分子組織「鐵十字架」以至五六個諸如此類的組織。雖然實踐中的法西斯主義令這些非因循守舊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言論和所取得的成就卻將他們動員了起來。他們反對自由國家，反對民主和議會政體。

在比利時，後來稱自己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爾組織了「君王黨」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我們的運動」多年後他評論說，「是長槍會x質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x質的。」

在他看來，君王主義是對時弊的一個反動；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義的運動；是反對混亂、無能、瀆職、動搖以及——這是最重要的——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戰斗。

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波及了美國。在美「德美同盟會」會員們公開穿起納粹制服：白襯衣、黑領帶、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國，蔣介石秘密組織了被稱為「藍衣社」的精華小組。「現在，法西斯主義被認為是落後的」許多年後，一會員說，「但在那時，它是振興中國的極先進的手段。」

它的首要目標，很明顯，是要維護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義是瀕臨滅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藍衣社的刊物《社會新聞》在一章社論中寫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國……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爭之精神外，別無他途，一如意大利與德國之所為。」

蔣介石也同樣滿腔熱情。「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

他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並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

盡管在公開場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厭惡民主，卻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則（「數十年來，吾人對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卻一無所得」「法西斯主義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個月後，蔣介石告誡其黨的頭目們說，「系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

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復興實無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領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偉人，定能作全體黨員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黨員當需犧牲一切，直接為領袖和黨效力，此也即為社會、民族和革命效勞。從吾人參加此革命黨之r期，吾人已將自己之權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獻給此黨及其領袖……為此，吾人才得以被謂為真正法西斯主義者。」

希特勒上台後四年內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許多有同樣思想的人們。法西斯主義不僅吸引著心懷不滿或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們，而且也吸引著那些心懷好意、憂國憂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識界人士吸引過去——他們覺得，比諸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更為新鮮。盡管各國法西斯主義之牌號不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內）都一致相信，勿論如何，民族之精神團結定能掃除萬難。他們相信，達此目標，任何方式均屬正義，無可指責。

第十五章「如此渺小的人蟲」

—（1）希特勒於1937年1月30r發表演講後，又在三個月後發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機的演講。這篇演講發表於福格爾桑，聽眾是800名致力於政治教育的地區領導人，是最精銳的骨g分子。這是一篇坦率的內部講話，是內容一再重復的獨白。他的演講抱著雙重目的：一方面對這些黨的骨g進行訓導，教他們如何完成職責；另方面是為慶祝對3000名精心挑選出來的年輕人進行政治訓育的開典——他希望內中有一人能繼承他的衣缽。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馬基維利教導自己的兒子似的，諄諄教導他們應如何玩弄政治和外j手腕，在實際中應如何左右群眾。「一個組織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壓制個人的自由使全體受益時，它才會有前途。」

他們不能容忍高於民族的權力的原因就在於此。「不管它是什么人，連教會也不行。」

他將其極權主義與民主作了一番比較，把後者比作一個蟻窩，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這些民主分子可以為所欲為，因此，他們是毫無價值的個人。「他們軟弱，一文不值，毫無抵抗力。」

讓一般人去關心會使更高級的人物頭痛的問題，這是多么荒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後的決策重擔，例如萊茵蘭危機的決策重負，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蟲」身上會出現什么情況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計劃首先提j給一個民主議會，情況會怎樣？「只有猶太人才想得出這種蠢見」接著，他便提出了選擇未來的領導人的問題。他說，地位和財富是無關緊要的。這可說是在談論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們的父母是誰，這是毫無關系的。純粹的抽象思維是毫無價值的。元首必須有能力領導。他必須能夠說，『必須這樣做，我心里明白』。他必須與貫徹執行他的計劃的人們磋商，但是歸根結底，他要能堅持自己的主意並作出決定。決定必須由他來做。」

還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這更漂亮的呢？

在對一系列問題作出實際指示後，他突然把話題轉向猶太人威脅問題。他的話雖然說得模棱兩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廳內的每個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邁出一步後不得不再抽回來，從而給我們帶來損害。你們知道，我常常是鋌而走險的，但決不過分一步。我們得問一問：『我能撈到什么？什么撈不到？』」廳內出現了笑聲和掌聲。希特勒立時動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備立刻向我的對手提出決斗。我說『決斗』，並不是單純要打架取樂。相反，我要說，『我要消滅你。我要動腦筋將你入死角。除非一劍穿你心房，否則，我將不動你毫毛！就得這樣』。」

他最後說的那句話的意思，毫無疑問，是要用屠殺猶太人的方法將問題解決。聽眾自發的嗜血成x的尖聲怪叫把他的話淹沒了。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還保存在錄音帶上，以提醒人類的子孫後代，人類的原始野蠻殘暴是什么樣子；同時，它也可提醒人們，這種狂叫與羅馬圓形大劇場內，觀眾看到格斗者倒斃於地時發出的喊叫聲是何其相似乃爾！

狂笑聲沉寂後，希特勒又變得心平氣和，又據理講了一大堆實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剛才講的一席話要秘密收藏起來似的。演講結束時，他號召全國全面武裝起來：「我所要求的，是讓德國人民振興，成為歐洲最強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

廳內響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掌聲。「即使是無謂的犧牲，在我看來，這也不是德國歷史的最後一章，而是倒數第二章。最後一章將由我們來寫！」

除了對他的最親近的追隨者，希特勒從未如此坦率過。演講方式之隨便，以及幾乎未動用感情——除了在短時間內，即當他泄露其對猶太人的可怕的計劃時——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拋去其虛偽，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預謀的獨白演講，是幾乎享有絕對權威的人所作的演講。

（2）幾乎完全是獨裁者的希特勒，他依然是個畫家。對他而言，藝術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為了推行納粹之藝術與建築，他的第一個步驟是解散鮑豪斯建築學派組織。這個組組始於世界大戰結束，奠基人是建築師瓦爾達·格羅皮埃斯，其目的在於通過綜合利用繪畫、雕刻、工業設計和建築藝術，試行創立一種實用建築學。這個學派吸引了一些歐洲最有才能的建築師和畫家（例如克利、康汀斯基、費寧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現代派的縮影。因此，對屬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這簡直是十惡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築師是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教授。「我再也無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畫的東西了」希特勒後來向斯佩爾承認，「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

他對教授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對特魯斯特的嬌妻私下說過，「一旦他上台並成為德國人民的領袖後」他一定要去拜訪她的丈夫，因為他的傑作「明快、有力，高雅。」

（在他的回憶錄中，斯佩爾說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魯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個老師」他說，他們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魯斯特太太卻矢口否認這點。本人1971年采訪她時，她說，施佩爾從未見過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後，他才被帶去過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也許，使希特勒記憶最深的工程是為慕尼黑設計建造的德國藝術館——所需建築費用是公眾捐獻的。希特勒本人曾於1933年秋參加該工程的奠基典禮。盛典開始前，數以萬計的沖鋒隊、黨衛軍和希特勒青年團沿著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築工地。泥水監工和工人們穿著中世紀的服裝迎接元首。樂隊奏完《詩樂會》序曲後，希特勒發表講話，再次宣布其關於德國文化任務的理論，之後便將「德國藝術首府」的雅稱賜給了慕尼黑。片刻後，在他為藝術館奠基時，人們的心涼了半截兒——他用的是銀錘，由於用力過猛，錘子斷了。人們沉默了，因為按迷信的說法，為奠基時錘子斷裂，建築師就會死去。戈培爾試圖將此事搪塞過去：「元首掄錘時，錘得堅定有力。」

在希特勒看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因為他相信這是個凶兆。特魯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幾天他便因心絞痛而住院。幾個月後，他死於肺炎。

特魯斯特太太繼承了丈夫的事業。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總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們的關系遠遠超出了建築學。她是個自信心很強的女人，說話也直截了當。一天，有人問她對斯佩爾有什么看法時，她轉身對元首說，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設計一座高100米的大樓，特魯斯特教授就會想一想，次r便會向他回稟說，從建築學和美學觀點看，此樓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對施佩爾說，『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樓』，他就會立刻回答說，『我的元首，200米！』你會說，『我看中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