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在柏林城郊的一棟老房子前停了下來，是老式的德國建築。張然、張婧初和翻譯小王從車上下來，來到房門前，信手按響了門鈴。

這里是厄休拉萊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貝最疼愛的孫女。厄休拉在中國出生，南京淪陷前幾個月，她還到過南京，當時她只有六歲。當初張純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讓拉貝日記重見天日的。

房門開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看到張然笑著招呼道：「張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萊因哈特的孫子，我叫阿爾伯特，快進來吧」

「謝謝」張然微微欠身，跟阿爾伯特走進房里；張婧初和小王也都走進了房間。

走進客廳，阿爾伯特大聲道：「祖母，中國來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聽到中國來的客人到了，站了起來，老太太將近八十歲了，臉上皺紋縱橫交錯，頭發花白，但精神看起來相當不錯。

張然趕緊上前，客客氣氣地問好：「萊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藹地招呼道：「來來，坐下說話」

在坐下的同時，張然打量一下房間，陳設比較簡單，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間里張然看到了兩只中國花瓶，一問才知道，是當初拉貝從南京帶回去的東西。二戰結束後，拉貝由於是納粹黨員，丟了工作，日子過得非常艱苦。他從中國帶到德國的工藝品都賣掉了，只有幾個花瓶，還有餐具、箱子留了下來，這些東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陣，厄休拉開始給張然他們講拉貝日記的事。在拉貝去世10年後，拉貝的妻子在文件中發現這些材料，想交給厄休拉。當時厄休拉已經懷孕，又忙於學校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記中那些可怕的內容。厄休拉拒絕保存，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繼承了這些文件。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個多世紀，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連德國的歷史學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張純如在整理大屠殺資料時發現了一個信息，38年2月拉貝帶著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暴行的膠片拷貝返回德國，在離開前拉貝曾向大家保證，要把東瀛人的暴行在德國公諸於眾，並要見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貝離開後，卻從此音訊全無，幾十年來，他的行蹤令學者們困惑不已。張純如相信拉貝回到德國後，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測，決定查清真相。

經過努力，張純如與拉貝的後人取得了聯系，並與厄休拉通信。通過與厄休拉的書信往來，張純如才知道拉貝回國後信守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向德國當局通報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卻因此被蓋世太保逮捕。盡管拉貝被保釋了出來，卻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進行演講，談論和寫作。在通信中，張純如還知道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拉貝的日記保存下來了，她馬上勸說厄休拉把日記發表出來。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決定仔細檢查那些日記，就從舅舅那里借來，親自讀一讀。然而，內容的可怕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讓我感到天眩地轉，難以平靜，幾個月後都無法擺脫那種恐懼的心情。」

張然明白那種心情：「我也是這樣，每次去看那些資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幾天之內整個人都處在特別低落的情緒中。你看過日記後，就決定發表了嗎」

「沒有。」厄休拉看了看張然，解釋道，「我發現他在日記中對希特勒和納粹十分信任，有時甚至到了頌揚的程度，擔心公開發表會成為他人生的污點。」

張然馬上道：「那不是拉貝先生的錯，納粹和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他在中國，並不知道德國發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們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們不是納粹黨的成員就不可能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聽到張然這么說很高興：「是的，當然加入納粹黨在德國是普遍現象，但我們還是很擔心會招來麻煩。張純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聯合會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訴我，直到今天在東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我非常震驚，沒想到會有人否認大屠殺，覺得必須把日記發表出來，告訴全世界真相，我就動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勸說他將日記公布於眾。」

張然點了點頭，其實不只在東瀛，在中國也有一批收了東瀛資金的專家學者，以及不收錢的精日，在上變著花樣的為東瀛人洗地。

厄休拉繼續講拉貝日記發掘的經過，在她的請求下，她舅舅把拉貝寫的關於日本占領南京時的日記交給了她。返回柏林後，她用了15個小時將日記影印出來，將影印件寄給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記的內容後知道這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史料，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會闖進厄休拉家，毀掉日記或是用重金買走原件，立即趕往德國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紐約。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聯合會在紐約舉行發布會，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給他的拉貝日記復印件。這次冠名為「南京的辛德勒」的發布會在美國激起巨大反響。

聽完厄休拉的講述，張然問道：「你見過張純如，在你眼中她是個什么樣的人」

厄休拉想了想，道：「我第一次見她是在1996年12月，她很年輕，只有27歲，是個很漂亮的姑娘，長長的黑發，一雙很大很明亮的眼睛，人比較瘦，但充滿激情和活力。」

張然問道：「你們見面後聊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