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然指了指地邊的一塊石頭，招呼道：「坐下聊吧！」

瑞恩-庫格勒坐在石頭上，看著張然，激動地道：「我第一次看你的電影是在南加大的電影課上，有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對我們說，在座諸位對張然這個名字不會陌生，大名鼎鼎的南加大公敵，今天我們來看他的《飛行家》，這是一部真正的傑作，充滿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有一天你們拍出了這樣的作品，那整個南加大都會以你為榮的！」

張然哈哈笑道：「聽到南加大老師這么說，我有點受寵若驚啊！」

瑞恩-庫格勒笑了笑，繼續道：「那是我第一次看《飛行家》，逆光鏡頭、卷軸鏡頭、對空間的壓縮這些反常規的手法讓我無比震驚，我現原來電影還可以這樣拍。不過更讓我震驚的是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故事離自己特別，我在喬正飛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萬分迷惑，搞不懂為什么一部中國電影，卻好像在拍我自己。我夢游般從教室里出來，想搞清其中的原因。我來到圖書館，翻看所有關你資料和書籍，尋找答案。從那之後，我成了你電影的追隨者。《飛行家》開闊了我的眼界，讓我知道電影還有可能是其它樣子的！」

瑞恩-庫格勒看了張然一眼，繼續道：「去年我從南加大畢業後，開始籌備自己的第一部長篇，我想把o9年，奧克蘭一名手無寸鐵的22歲黑人青年奧斯卡-格蘭特在火車站被警察無故槍殺這件事搬上銀幕。劇本寫了半年，總感覺不對，覺得寫得不夠好，這讓我特別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拍一部關於你的紀錄片，追蹤你的創作思路及成長過程，從中尋求答案。」

聽到瑞恩-庫格勒打算將奧克蘭黑人青年被殺的事搬上銀幕，張然突然想起上一世確實有人把這件事拍成了電影，不知道是不是瑞恩-庫格勒拍的。種族問題在美國很嚴重，黑人被槍殺也不是一兩起，黑人導演、尤其是新人導演拍這種題材特別容易失控，特別容易失去冷靜，把電影拍得很煽情、把自己的情緒都宣泄在電影里。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張然將來拍張純如的時候必須面對的問題，必須冷靜客觀、真實再現人物和事件，否則藝術上就落了下乘。

瑞恩-庫格勒將攝影機對准張然，問道：「張先生，從《飛行家》開始，你的電影一直在求新求變，從《飛行家》的大逆光、卷軸鏡頭到《一個人張燈結彩》對聲音和空間的運用，到《未來啟示錄》的宋詞結構、低空巡航鏡頭，即使反響一般的《三個傻瓜》、《唐山大地震》都有新東西，你創新的動力是什么？」

張然想了想，緩緩地道：「動力大概有兩個，一個是作為中國導演的自尊吧，中國電影對世界電影是有貢獻的，比如創造了功夫片這一類型，但中國對電影語言的貢獻就比較少。在這一點上，東瀛比我們強很多，比黑澤明的多機位、小津的低機鏡頭影響都非常大。我就有點不甘心，希望尋找到屬於中國的電影語言。

另外一個原因是前輩大師帶給我的絕望感。在4，5o年代，法國電影的代表是以馬塞爾-卡內為的詩意現實主義，代表作是《天堂的孩子》。但在5o年代中後期，卡內遭到了年青影評人的大肆攻擊，甚至連作為導演的才能都遭到置疑，其中對他攻擊最猛的是特呂弗。不過在2o多年後，特呂弗在公開場合坦承，他願意以畢生所完成的23部影片來換取一次拍攝《天堂的孩子》的機會。新浪潮為什么會誕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特呂弗他們覺得按照傳統的方法再怎么拍都不可能過《天堂的孩子》，只能另辟蹊徑。

對我來說也是如此，看《七武士》、《迷魂記》這些電影，有時候我會覺得特別無力，甚至感到絕望，這些作品就像大山一樣橫亘在自己前面，終其一生都無法越，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只能另辟蹊徑，走一條他們沒有走過的路。」

瑞恩-庫格勒不解地道：「每個導演都希望創新，都希望自己的電影跟別人不一樣，但其他人很難做到像你這樣推陳出新，你創新的源泉是什么呢？」

張然沒有回答，指了指腳下，緩緩地道：「就是腳下這方土地！」

瑞恩-庫格勒苦笑著搖頭：「你這個話，我沒有聽懂！」

張然指著對面大山問道：「你看到這山是什么感覺？」

瑞恩-庫格勒看著對面的大山，樹木不多，顯得有些荒涼，並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他看著張然，一時不知道該怎么說。

張然見瑞恩-庫格勒說不出話來，就道：「這里在以前屬於中原，而中原是中國文明的源地。你是美國人，面對這片土地不會有什么特別的感覺，但我面對這山這土地就會想到很多，想多這片土地上人物、想到過往的種種。對我來說，中華土地、大地上的人，以及五千年的歷史就是我創新的源泉。東瀛導演能夠從東瀛文化中找到低機位等拍攝方式，而我們的文化比東瀛要燦爛得多，從中掘出一些新東西，並沒有什么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