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伯克利，張純如指著舞台上的海報道：「在我進行正式的演講前，我先需要指出這個的名稱有問題。上面寫的是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殺。在越南美菜村生的幾百名越南人被殺的事件都可以被稱為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如何便能簡化為一起『事件』呢？」
現場的觀眾先是一怔，隨即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掌聲過後，張純如開始演講。而在演講結束後，現場再次爆出雷鳴般的掌聲。
—個男人起立言：「你真有勇氣！但我擔心你的生命安全。」
另外一個人也道：「你的演講很棒，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來，銀幕上出現了一串報紙，都是東瀛右翼否認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僑報》的報道：「在普林斯頓大學為南京大屠殺所召開的會議上，日本歷史學家奏郁彥言說，中方公布的南京死亡人數不可信時，張純如進行反駁。」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東瀛電影《驕傲》美化二戰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和日本侵華歷史，否定南京大屠殺，引中韓等亞洲國家抗議。」
《紐約時報》的報道：「一群日本」學者」在東京召開的一場會議上指責純如的書誤導和誇大了南京大屠殺。他們宣稱受害者被殺是出於中國人自己的原因，否認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質疑純如書中刊登的照片的真偽。」
鏡頭切到攝影棚，張純如正在接受《時代》雜志的采訪。記者看著張純如問道：「電影《驕傲》在東瀛上映後，引了眾多亞洲國家的抗議，你是怎么看的？」
張純如回答道：「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看報道說，東條英機的孫女東條由布子是這部電影的幕後推手，而電影正是根據她寫的書改編而來。她試圖洗白祖父的戰犯形象。而且有報道說，在電影中有一幕，東條英機拒絕相信東瀛軍人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如果是真的，那這部電影再次證明了東瀛右翼分子對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東瀛戰爭罪行的否認。但沒有哪—部電影能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事實。這樣的作品對東瀛來說並沒有好處。」
記者問道：「為什么這么說？」
張純如回答道：「因為它激怒了整個亞洲和美國的輿論引導者和政治家，如果東瀛社會欣然接受了《驕傲》，那便向國際社會出了—個清晰的信號，即現在這—代東瀛人認可了戰爭時期政府的所作所為。事實上，真相終將獲勝。我熱切希望並堅信，時間會令越來越多的東瀛人有勇氣說，這不是真相，這部電影沒有誠實地描寫我們的過去。」
張純如頓了頓，補充道：「歷史的尊嚴不容褻瀆，篡改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就是第二次屠殺，是對歷史的屠殺！」
電影的畫面切到1948年的柏林，此時正處在第一次「柏林危機」時期，整個柏林城食物嚴重短缺，口糧分配不足，有錢也買不到食物，餓碑遍地。瘦弱的不堪的拉貝提著一個籃子艱難的走在大街上，籃子里是從野外采摘的野菜和野果，整個人看上去就像一陣風都能將他吹倒似的。
一個從電車上下來的姑娘姑娘倒下了，但人們都冷漠地離開了，他們看得出姑娘是餓暈了。拉貝走過去，將姑娘扶起來，把籃子里的野果給她吃，並把野菜分給了她一部分。
拉貝提著籃子回到家後，妻子告訴他，有一封瑞士寄來的信和包裹單。拉貝接過包裹單一看，寄件人是他沒有聽過的名字，而郵寄物品寫的是食物；隨後拉貝打開信封，將信取了出來。
與此同時，畫外響起。寫信人是南京市長沈怡，他告訴拉貝，獲知拉貝的艱難處境，南京市成立救助德僑拉貝的勸募委員會，並成立了救助拉貝勸募委員會，向銀行、錢業、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機關和當年受救濟保護的市民勸募。
當年受拉貝保護的人們在得知拉貝的境況，盡管於戰亂中食不果腹，衣不暖身，還是盡自己所能，紛紛解囊相助。不幾日便募得1億元，兌換成美金2ooo元。3月份，南京市長來到瑞士，購買了大量的奶粉、香腸、咖啡、牛肉、黃油和果醬，用4個大包裹將這些食品寄給了拉貝。沈怡還表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政府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
拉貝讀完信老淚縱橫，他對妻子說：「疾病、飢餓、苦難折磨著我，企圖將我打倒在地，但這封信讓我恢復對生活的勇氣！」
包裹很快領回家了，全家人圍著拉貝，孩子們激動得滿臉通紅，拉貝用顫抖的手拆開包裹，一樣樣地拿出來：奶粉、香腸、牛肉、奶油、果醬……
在孩子們的歡呼聲中，拉貝將食物分給了每個孩子，每個孩子都得到了一份食物。孩子們抱著他們的食品罐敲擊著，吹呼雀躍。拉貝看著眼前的一切熱淚盈眶，他對孩子們道：「現在生的一切告訴我們，不管生活多么艱難，我們都應該保持善良！」
鏡頭切到書房，兒子奧托-拉貝看著拉貝道：「中國政府請你到中國安享晚年，真的不考慮一下嗎？你不是一直想回中國去看看嗎？」
拉貝笑了笑，輕聲道：「這是中國人偉大慷慨的表現，但現在我太老了，如果還有能力工作，可以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我是一定會回去的。」
拉貝走到書櫃前，將早已整理好的日記《轟炸南京》取出來，放在兒子的面前：「我已經老了，恐怕活不了多久了。這本日記你來保管，里面記載了1937年到1938年南京城生的事。如果有一天東瀛人否認他們在南京城犯下的罪行，你就把日記拿出來。」
燈光映在拉貝的臉上，泛起了金色的光芒。拉貝消瘦的臉上露出淡淡笑容，在金色的光芒中，整個宛如天使。
一直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邵子平博士伸手拿起了電話，時間也回到了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