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和大臣們的巨大難題：皇室和朝廷應該是什么關系皇室是朝廷，還是朝廷的部分若把皇室和朝廷分開，那這兩者之間的權力又如何劃分

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們致認為，皇室和朝廷應該分開。皇帝是國家唯的最高的統治者，是國家的象征，而朝廷主掌國家的實際政權，負責切實際的責任。朝廷的最高首領是丞相，其次是主掌軍權的太尉太尉有帶兵權，沒有調兵權，主掌監察大權的御史大夫，就是「三公」。皇權和相權便依此原則而劃分。

本朝依秦制。在建國之初，也是皇權和相權分開，互相制約。

本朝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尚書台相當於秘書處。分別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負責皇帝的衣服飲食起居，只有尚書是管文書的，算是皇帝真正的「秘書」。從這里可以看出，皇帝只有個職權有限的尚書台。

本朝丞相府有十三曹，組織龐大，職權廣泛。比如東曹，主二千石長吏北除，並包括軍吏在內。秩俸二千石的官在當時已經包括九卿了，由此可見朝廷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經過丞相。再比如奏曹，它負責管理朝廷的切章奏。還有其他諸如戶曹詞曹法曹等等，各有主掌，幾乎攬括了國家所有政務。從這十三曹的名稱職權就可以看出，國家政務主要由丞相和丞相府諸曹處理，而並不是由皇帝親自處理。

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的段時期，正是本朝最輝焊的段時期。

到了孝武皇帝後，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萬世功業。他嫌丞相礙手礙腳，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內廷指令，內廷隨即權重，尚書台幾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職權。

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當然也不會讓丞相干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駕崩前，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這樣來，外廷有丞相，內廷有大司馬，皇室和朝廷時常發生沖突。這種沖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後，達到了極致。

孝昭皇帝死後，立昌邑王為帝。昌邑王劉賀在即位的二十天內做了千百二十件不該做的荒唐事，於是被廢，改立孝武皇帝時的廢太子劉據之子劉詢為帝。霍光當時召集九卿商議廢黜天子重建皇統的事，說皇統繼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拋到了邊。

皇室之存在，是因為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為有朝廷，所以皇統繼承是朝廷的事，並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襲，乃依據大漢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沒有子嗣或者其他變化的時候，皇統繼承事應該由朝廷公議，但霍光無視律法祖制，恣意妄為。

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的名義掌領內廷的尚書台，他不讓朝廷參與皇室事，卻代表皇室過問朝廷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來尚書台的尚書只是皇帝的內廷秘書，而內廷諸職又隸屬於御史中丞，現在御史中丞成了擺設，皇帝成了聾子，皇帝當然不願意了。於是孝宣帝便恢復舊制，仍有御史中丞統領尚書，諸事由御史中丞呈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內廷與外朝隨即聲氣相通。如此則大司馬大將軍權柄漸輕。

孝宣皇帝親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國家昌盛，有「中興」之稱。

孝宣皇帝駕崩後，霍氐族也就立即灰飛煙滅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隨即失敗。皇權獨大，相權沒落，大司馬大將軍等外威依舊輔政，內廷依舊權重，外廷依舊權輕，於是積弊成災，就有了王莽篡漢之禍。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繼而獨攬權柄的。

光武皇帝中興社稷後，吸取了前朝敗亡的教訓。他先把尚書台的權力加重了，自己獨攬權柄。然後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為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個「公」統領三個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手中。換句話說，國家權柄都是皇帝個人的，他把皇權和相權，皇室和朝廷分開的原則徹底拋棄了。

光武皇帝中興了社稷，也埋下了傾覆社稷的種子。

「制度。」李弘突然意識到趙岐問這句話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制衡」

趙岐驚喜地看著李弘，大聲贊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瑋臉顯敬佩之色，不禁脫口問道：「大人怎么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難道你們忘記了，當初籌劃建朝的時候，太傅劉虞大人張溫大人，還有老大人，其他諸位大人，都反復對我解釋，為什么要用舊制三公為朝廷構架。其中個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權，把皇權和相權分開，以控制外戚和宦官專權。」

趙岐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閹為了爭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皇權至上，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幫大臣們策劃並發動了討董，從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敘的平衡，從而鏟除沉痾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袁隗大人為什么要給袁紹那份承制詔書袁紹韓馥和討董聯盟的大吏們為什么要執意重建皇統我們幾個老家伙想了很久，終於從這個問題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變既定討董之策的原因。因為當今天子已經十歲了，再過十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為什么」李弘問道，「難道恢復個舊制，十年時間都不夠」

趙岐嘆了口氣，「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么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李弘遲疑了下，問道：「孝宣皇帝的改制為什么失敗了」

趙岐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為石渠閣之議。」

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復舊制。認為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於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斗爭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些治國之策。部分則堅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於是，朝堂上下爆發了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為了統儒家學說，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余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采取種最合適的解釋，並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為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治易的梁丘臨施讎，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梁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匯集，輯成石渠議奏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余均始於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榖梁春秋，因為它有利於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適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並盛行於這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隨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於是「以德治國」成為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著國策的制定，決定著國家的命運，決定著社稷的興亡。

李弘躬身受教，輕聲問道：「老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么」

「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為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爭斗，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為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為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趙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鄭重問道：「大將軍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

第二卷亂世豪雄篇第二章 如臨深淵 第十節

李弘沉默不語。

自己直以為，只要北疆穩定了，有充足的錢糧了，自己就可以統率十萬大軍拯救社稷，現在看來，自己這個想法真的很幼稚，很無知。士人認為武人沒有治國的能力，看來的確有他們的道理。趙岐的番話，讓自己驀然驚醒，許多模糊的東西突然之間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強悍武力鏟除了所有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穩定社稷，平息戰火之後，國策難道就正確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國祚就能得以延續了沒有好的國策，沒有人尊奉律法，侫會層出不窮，社稷會持續動盪，戰禍會綿延不絕，國祚會徹底斷絕。

拯救社稷僅僅是振興社稷的開始。

拯救社稷的終極目標是振興社稷，中興社稷。要想中興社稷，僅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動社稷中興的學術思想，需要富強社稷的治國策略，需要威臨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強悍武力，沒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許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興社稷，顯然是痴人說夢。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沒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別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這幾年在自己的治轄下雖然取得了點成績，但這主要是趙岐左彥李瑋朱穆余鵬等幫北疆大吏的功勞，自己不過是坐享其成罷了。自己奉旨率軍進駐北疆後，先是招撫了黃巾軍，然後實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開鹽鐵經營，建立晉陽大學堂，發展大市貨殖，實施農工商並重之策，等等。所有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賴於這些北疆諸吏的出謀劃策和他們嘔心瀝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過是這些北疆諸吏的個而已，實在談不上有什么驕人的功績和出眾的學識。

自己沒有獨掌權柄之心，也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更懼怕成為董卓第二，禍害社稷蒼生，遭到天下人的唾棄和留下千我罵名。所以在離開河東前，自己也和徐榮麴義朱穆等人商談過朝廷的權力分配問題。如果長公主和朝廷決意要鏟除韓馥和袁紹等州郡大吏，那自己就要執掌國事，因為朝廷現在就剩下了北疆和幽州了。除了自己，沒人有資格。然而，憑自己這點能耐，肯定要走上董卓的老路。

執掌國事獨攬國家權柄，和統領州軍政是有本質區別的。自己能治理好州，但未必能治理好個國家。自己能統領州的軍隊和郡縣諸吏，能得到他們的忠誠和擁戴，但自己能統領十三州的軍隊和郡縣諸吏嗎能得到天下人的忠誠和擁戴嗎

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發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復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還有大臣們的不信任和對抗。國策上的連續失敗，州郡之間的武力沖突，社稷已經因為董卓的原因，傾覆在即。如果再因為自己的原因，亂上加亂，那可就要即刻崩潰了。

自己不願意承擔這個重任，也沒有信心和勇氣承擔這個重任。自己現在很懷念過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揮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來，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時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趙岐和李瑋非常專注地看著李弘，等待著他的回答。

李弘的這個答復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為董卓的前車之鑒而墨守陳規，不願意改變現有的國政策略，張溫和崔烈等大臣准備放棄中興社稷之念，撤銷晉陽朝廷，重新尊奉長安朝廷，把本該李弘的權力全部還給李弘，幾個人到晉陽大學堂授學去，不干了。這樣既能幫助李弘免去了挾持長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紂為虐之禍。因為結果很明顯，將來即使李弘憑借強悍的實力穩定了社稷，大漢還是逃脫不了敗亡的命運，國祚的滅絕已經不可避免。

棵從根子開始腐爛到頂的大樹，無論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減枝葉，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的辦法就是刨去這棵枯死的大樹，重新種下樹籽，從根子開始保護它，直到它長成蒼天大樹。當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們樣也能做成。但問題是，現在劉虞走了，能主掌權柄，能指揮李弘而又能堅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現在就剩下個誰都無法控制的李弘了。如果李弘不願意改制，沒有堅定的決心和往無前的勇氣，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李弘掌控著大漢國最強悍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將來別人就算想干，也會被李弘以大漢叛逆的罪名刀砍了。

趙岐抬頭看看李瑋，使了個眼色。

李瑋輕輕咳嗽了聲，小聲說道：「老大人所說的這三件事，是社稷中興的根基，直接關系到社稷中興大業能否成功。」

因為學術思想的不同，治國策略也大不樣，什么樣的學術思想決定著什么樣的治國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輕禮治國，儒家重禮則以德治國。治國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導致了國家律法的不同，具體國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賢提倡以民為本，有的先賢提倡以君為本，有的認為富國強民要農工商並重，有的則認為要重農抑商。

從本朝來說，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黃老之學，本著以民為本的主旨，采取無為而治，清靜守法，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治國策略。具體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國，皇權和相權分開，財賦政策靈活自由，賦稅低，官府干預少，自由放任。所以這時期國富民強，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遠擊匈奴後，繼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沒有得到大臣們的支持，而國庫也越來越枯竭，於是他立即開始改制變法。

孝武皇帝首先從學術思想上動手。大儒董仲舒上書，要求尊儒隆禮，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隨即尊崇儒學，罷黜百家，結束了黃老之學在本朝學術思想上的主導地位。然後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學術為基礎，以君為本，大肆修改律法國策，繼而結束了本朝清靜守法的時代。「以德治國」隨即取代了「以法治國」。具體到朝廷來說，就是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內廷權重。皇帝獨攬權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為所欲為，皇帝的意志成為律法，實現了極端的人治。具體到財賦政策來說，就是重農抑商增加賦稅鹽鐵官營均輸平准，甚至征收算緡錢，重擊商賈。

從春秋戰國，到秦，到本朝，凡權力斗爭最殘酷最激烈的時候，都和學術思想和治國策略有關。比如戰國時期的秦國商鞅變法，雖然這時期秦國的權力斗爭最血腥，但商鞅的變法卻成功幫助秦國由弱轉強，莫定了始皇帝統天下的基礎。反觀我們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卻讓大漢國由盛轉衰，並造就了兩百年前的王莽篡國之禍，今日的社稷敗亡之災。

我們要拯救杜稷，要中興社稷，首先就要從社稷的根本開始拯救，那就是學術思想。現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經學，以古文經學為官學。

學術思想改變了，治國策略隨即改變，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這個治國策略對學術上來說，就是不再獨尊儒學，而是兼習法學，黃老之學和荀孟之學等等諸子百家的學術。對律法政策來說，就是改舊日的以德治國，而是外禮內法，隆禮重法，禮法並重。

學術思想的改變需要段時間，等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這種改變後，隨即將「德主刑輔」改為「以法治國」。以民為本，以法治國才是我們最終的治國策略。皇帝和庶民樣，都要遵從大漢律法，這樣才能重建盛世，中興社稷。

以法治國的策略具體到朝廷，就是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具體到財賦政策就是輕徭薄賦，農工商並重，鹽鐵放開，與民休養。

「老大人所說的官學國策官制正是保證社稷中興的關鍵所在，也是大漢國祚得以延續的根基。中興之路非常長，非常艱險，需要君臣上下齊心，群策群力，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李瑋稍稍停頓了下，語調低沉地說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興的個契機，但也許我們會失敗，也許我們都會和商鞅樣，死於非命，所以請大人務必慎重，懼重又慎重。」

李瑋的解釋，讓李弘徹底明白了這年來社稷動盪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閹，利用皇統之爭大肆打擊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臨終前送出長公主連下兩道遺詔的本意。先帝要捍衛皇權，捍衛皇帝和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威。

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陷進了皇權和相權的爭斗，陷進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治國策略的爭斗，陷進了學術思想的爭斗。

先帝恩寵自己，說自己拱衛了社稷，而士人要殺自己，說自己威脅了社稷。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對，因為自己強大的武力對他們維護各自的治國理念產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爭表面上看是為了權力，但權力之爭的背後其實是江山社稷。誰擁有了治理天下的權柄，誰就是這江山社稷的真正統治者。

在皇帝看來，皇帝就是社稷的統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來，皇帝不過是個象征，忠於皇帝和忠於大漢是樣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