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料峭的天氣里拼命地喝水抽煙，嗓門大，喉嚨粗，一條腿還蹺在椅子上，完全沒有了當年溫文爾雅的跡象。他捋起袖子，爛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藍色的毛線，如同從袖子里鑽出了一條誤入歧途的蚯蚓，他敲著桌子說：「田全分完了，農民有糧食吃了，但他們在填飽肚子後，就開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鄉親吵著要修玄慧寺，過年的時候，玄慧寺燒香拜佛的趕集一樣，烏煙瘴氣，算命打卦的神漢巫婆們全都翻身了。」所有的黨委成員們都還沉浸在過年酒r的氛圍中，對鄭書記的話並沒有多少熱情，鄭天良見大家沒反應就有些生氣，大過年的，他不好發作，就壓抑著情緒說：「當然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過，我們是要解放思想，應當給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農民的小農意識太強了，有了飯吃，就不思進取了，整天打麻將賭錢。」鄭天良說了這句話後又用錐子一樣的目光錐了副書記郭誠一眼：「我說老郭，你怎么也帶頭打起了麻將，像話嗎？五十八歲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將，我沒權處理你，但我可以建議縣委撤了你。」
鄭天良還是發了脾氣，郭誠副書記低著頭不敢支聲，他眼睛看著腳上的一雙新的豬皮皮鞋。其他黨委委員們就都面面相覷，抽煙喝茶的動作有些生硬。鄭天良說：「我們的任務不是讓老百姓有飯吃，而是要讓他們富起來，怎么富？我們這些基層干部們不想辦法，不出點子，還要我們干什么？種水稻種小麥，從秦始皇時代就開始了，餓不死，但富不起來，江蘇的華西大隊是怎么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的？辦工業！無工不強，無商不富，沒有人再說這是資本主義了。正月十五後，我們帶各個大隊的書記們去華西大隊參觀。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們腦袋大。」
騸牛卵子出身的鄭天良還是三句不離老本行地說出了一句粗話。
散會後，做記錄的黨委秘書黃以恆跑到鄭天良的單身宿舍，他動作熟練地給鄭天良遞煙點火：「鄭書記，你說的話完全正確，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屋里很冷，黃以恆的鼻子凍得紅紅的，嘴不停地往手上哈著熱氣。
鄭天良坐在一張破舊的藤椅上，將火缽往黃以恆的面前挪了挪，說：「小黃呀，你不要把我的話看得跟鄧小平一樣偉大。我只是覺得我們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黃以恆又將火缽推到鄭天良的腳下：「鄭書記，我認為公社農機廠還是要把拖拉機造起來，你又是這方面的專家。一年只要造個三五百台，肯定全國聞名。」
鄭天良笑了：「小黃呀，你給我出什么餿主意，我是學機械的還不知道，就憑這幾把鉗子錘子就能把拖拉機造出來了，你還要讓我像劉明理一樣再出洋相呀？」
六年前，朝陽公社農機廠為了向國慶獻禮，在公社書記劉明理的親自領導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發揚人定勝天的精神，向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開始挑戰。他們要土法上馬地在公社農機廠造手扶拖拉機，從上海買了一些拖拉機零件回來後，劉明理將全公社有名的打鐵的、補鍋的還有一些木匠集中起來造拖拉機，到九月中旬的時候，十台手扶拖拉機拼裝完成，搖把一氣猛搖，果然震耳欲聾地響了起來，劉明理激動得毫不含蓄地蹦了起來，眼睛里的淚水居然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十台拖拉機開出廠門在公社的小街上轉了一圈，除了撞毀一個燒餅鋪子，撞傷一頭拉著車的驢外，基本上沒出什么大問題，劉明理說主要是拖拉機手技術不行，要立即強化訓練。公社小街一泡n能n三圈，手扶拖拉機潛伏的危機當然也就沒有充分暴露出來。國慶那天，縣里的廣播提前播送了朝陽公社造出拖拉機的新聞，全縣為之震動，縣委會門前彩旗飄揚，鑼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幅標語上寫著「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的英雄」，「人定勝天」、「讓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見鬼去吧」等鼓勁和罵人的口號。朝陽公社離縣城只有十二公里，可縣委會門前等著開慶祝會的人到十一點鍾還不見拖拉機的影子，打電話去朝陽公社詢問，說早上八點半就出發了。原來，十台披紅戴綠的手扶拖拉機很不爭氣，有三台在開了兩公里後水箱發燙，不加水發動機有爆炸的危險，於是一字排停下，加水。開了三公里後，又有兩台突然熄火，再開一公里，又有一台油箱漏油，不動了，修了好半天，死活搖不響。一路上損兵折將，有的只好就半途而廢就地咽氣。劉明理急得滿頭大汗，發狠要將技術負責人槍斃掉，負責人是全公社最優秀的鐵匠，他哭喪著臉喊：「劉書記，我不是存心破壞的。」說著說著就淚流滿面了。到十一點半的時候，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機跌跌撞撞地開到了縣委門前，像從戰場上跑回來的逃兵一樣狼狽不堪，其中還有一台在距離縣委會慶祝現場一百二十米的地方熄火，眾人七手八腳地將這台拖拉機推到了主席台下。事後，縣委書記一氣之下將劉明理撤了。從此劉明理就從本縣政壇上消失了，現在，已經從縣政府食堂炊事班退休後的劉明理在縣城東門護城河邊開了一個小飯鋪，賣牛r面、餛飩兼營啤酒和仿冒的兒童玩具槍。
黃以恆見鄭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機，就連連說：「鄭書記批評得對，確實科技應該是第一生產力。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還跟不上去，不過搞工業這條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鄭天良點點頭表示同意黃以恆的看法。黃以恆問：「鄭書記，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個紅燒豬蹄，你最喜歡吃的，我已經讓萬師傅做了。」
鄭天良說隨便吃一點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下不為例。黃以恆說，下次我一定嚴格按照鄭書記的指示辦。鄭天良說：「你讓萬師傅加了紅燒豬蹄，我的菜票不夠了，你賣兩塊五毛錢給我吧。」黃以恆說：「紅燒豬蹄的錢就從公社的辦公費里沖吧。」鄭天良眼睛一豎：「小黃，你這是什么意思？」黃以恆小心地說：「初八才正式上班，我的意思是這就算加班補助。」鄭天良問：「你說應該給你發多少補助費？」黃以恆愣在那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
從華西大隊回來的路上，各大隊書記們羨慕嫉妒得直流口水：「乖乖，華西的大隊干部們抽的全是帶把的煙，我們這里連買都買不到。他們簡直是地主，我們是貧雇農。」「他們是解放後，我們是解放前。」這時有人說：「你們這么說，不就是認定鄭書記讓我們生活在萬惡的舊社會嗎？完全是現行反革命說的話。」火車上大家上綱上線了起來，鄭天良迷迷糊糊中睜開眼說：「不要怕揭短，如果我還是讓朝陽公社的老百姓一邊喝稀粥一邊打麻將，這跟解放前確實也差不了多少，看看老百姓的土屋吧，再看看多少社員家里連一台收音機都沒有，還有三個大隊至今沒通電。這他媽的叫什么日子！」
鄭天良這樣一說，也沒人敢再發表議論了。
回來後，黨委會開了三天三夜。像華西大隊那樣辦大工廠是不可能的，沒有錢，買不來設備，即使有錢，也沒有技術。第三天晚上鄭天良熬紅了眼最後在黨委會上拍板，制定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由農而工」的發展綱要，會議決定將已經關門的公社農機廠改成「鐵器加工廠」，現在分田到戶後，鐮刀、鋤頭、鐵鍬、犁鏵的需求量遽增，把那些當年報廢的拖拉機、c秧機還有一些銹銅爛鐵一鍋熬了，集中全公社最優秀的鐵匠造鐮刀鋤頭。再建一個糧食加工廠、棉花加工廠。三天黨委會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是全公社發動種菜，種蔬菜的收入是種糧食的六七倍，朝陽公社在縣城邊上，要發動農民種五千畝蔬菜，一千畝供應縣城，剩余的銷往南京、揚州、上海、杭州等地，鄉黨委成員傾巢出動，全都到南京、揚州和蘇南去跑國營蔬菜公司，用最低價格爭取讓他們來上門收購。
鄭天良宣布了這些宏偉計劃後，情緒激動地說：「兩年之內，朝陽公社必須全面消滅土屋草房，社員住不上瓦房，我們這些人就是飯桶！」
一夜瀟瀟春雨，第二天柳樹上就綻出鵝黃的苞蕊，池塘里也注滿了春水，雛鴨們在水里自由地扎著猛子，柔軟而溫暖的風掠過返青的麥苗和人們干裂了一冬的臉，這時候，春天就已經正式抵達這片貧窮而不甘寂寞的土地。這時候，公社黨委會制定的朝陽公社發展規劃已經全面啟動，鐵器廠冒出了一股股賺錢的黑煙，糧食加工廠、棉花加工廠晝夜機器轟鳴。那是一個只要敢干，白痴也能賺錢的年代。不到三十歲的鄭天良站在鐵水奔流和機器飛轉的場景中，一遍遍地體味著「三十而立」的深刻內涵。
4
鄭天良帶著黃以恆去蘇南幾個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領導們都說路太遠了，鄭天良說我們的價格比你們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們上門去收購，保證要比這里低一半價格，講得那有些國營領導煩了，就毫不客氣地對鄭天良說：「你這個人怎么這樣不懂規矩，沒看到我正在看報紙嗎？告訴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們都是國家干部，不是投機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濕而充滿霉味的小旅館，鄭天良情緒有些低落，這個在朝陽公社呼風喚雨的書記在這里就像叫花子一樣被人侮辱，但他在臉上並不會表現出來，他對黃以恆說：「小黃呀，這就是小平同志講的，落後就要挨打，我們太窮了，人窮是沒有什么尊嚴的。」小黃就連連點頭說：「鄭書記分析得對，我們只有把經濟搞上去了，才不會被人欺侮。」小黃給鄭天良端來了一盆洗腳水：「鄭書記，跑一天了，你泡泡腳吧！」鄭天良說：「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們已經被人當洗腳水潑了，我們再也不能讓洗腳水來傷害自己。」說著就端著盆下樓了，一席話，說得黃以恆鼻子發酸。
洗完了腳，坐在床上抽悶煙。這時四人間的通鋪上又來了一位浙江的推銷尼龍襪子的推銷員，大家交流了一番後，那位瘦得像猴一樣的推銷員說：「你們這樣推銷肯定不行，應該給人家領導送一點禮，你看外國電影里去朋友家參加晚會都要送點花或玩具什么的，這是人之常情。再說了，國營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領導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貨無所謂的。」黃以恆說：「請這位同志幫我們想想辦法吧！」瘦猴說：「你們送一點緊俏的土特產品去。」鄭天良說：「人家都是黨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說我們這樣做不是拉攏腐蝕革命干部了嗎？」瘦猴說：「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說『買一張毛主席像吧』，這就是現行反革命了，而現在看來，你花錢換東西就是買，一點也沒錯。我說送土特產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說是拉攏腐蝕革命干部，嘴長在你臉上，我也沒辦法。」黃以恆說：「鄭書記，明天你在旅館歇著，我來去。」
第二天晚上，黃以恆眉飛色舞地回到小旅館，他對鄭天良說：「鄭書記，談成了，蔬菜公司領導說保證收購十卡車十二萬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還給了我一支帶把子的香煙，我不抽，給你！大前門的。」鄭天良拍著黃以恆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談成的？」黃以恆說：「鄭書記，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鄭天良不支聲了。他沒說好也沒說不好，嘴里咕噥著：「這是怎么回事呢？」黃以恆安慰他說：「鄭書記，你不要想得太多，權且當著我們這些鄉下人到城里來走親戚送一點土特產吧。」鄭天良躺到床上望著天花板，一動也不動，半個小時後，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領導不是黨員吧？」黃以恆說：「肯定不是黨員，黨員領導怎么能接受土特產呢。」鄭天良點點頭表示肯定。晚上房間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蘇醒了，嗡嗡地叫著。鄭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著，沒睡。
從其他各地回來的黨委委員們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費外花了一百多塊請客送禮的錢，好在鄭書記不批條子，此事也就糊里糊塗地不了了之地報了。後來鄭天良的觀念也有了一些變化，比如，他覺得來客商的時候，在飯店請客吃飯是可以的，因為人家幫你的忙，這等於是給人家面子，但參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費，不低於在食堂的吃飯標准，四毛錢。再後來，縣里領導下來檢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飯，也沒領導像以前一樣主動交伙食費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縣里領導來了就從公社食堂轉移到街上飯店里去吃飯喝酒，鄭天良也漸漸習慣了，他覺得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接待外賓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宴會，肯定是不會要人家交伙食費的。這很正常。但鄭天良有一點在黨委會上卡得很死，任何黨委成員參加陪同必須交伙食費，任何人都不允許接受外面的禮品，一旦發現，黨紀處分，決不輕饒。他說：「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還有三個大隊至今連電燈都沒有，想起來讓人寒心，我們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錢物，那真是罪該萬死。」
鄭天良最初對黃以恆的印象是相當不錯的，他認為小黃年紀輕、腦子靈、反應快，做事方方面面考慮得很周全，黨委其他成員都很喜歡這個白白凈凈的小伙子。其實黃以恆比鄭天良只小三歲，這一年二十七歲。他是去年秋天從縣委辦公室派下來鍛煉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朝陽公社推行和落實「生產承包責任制」。如果將個人的田地收歸集體肯定是有難度的，但要是將集體的田分給個人卻是很容易的，有的生產隊半天就全分完了，還有的隊在接到上級政策後，連夜就將生產隊的田分個一干二凈。分不分田的難度主要在不種田的人那里，所以黃以恆到朝陽公社並沒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黨委秘書老吳去年得癌症死了，鄭天良就讓黃以恆暫時頂替一下。黃以恆在縣委辦只是個副股級干部，公社黨委秘書是正股級，所以鄭天良也沒有明確小黃的職務，但大家都叫他黃秘書。黃以恆在縣委辦是秘書干事，干的就是送送簡報、安排車輛、打水掃地等雜事，所以他在朝陽公社黨委秘書這個角色中輕車熟路應付自如。小黃是下放知青推薦到省財經學校學習一年後分到縣委辦的，在領導們身邊工作，能力還是比較強的。鄭天良有一次在開完黨委會後當著全體黨委委員的面開玩笑說：「小黃的能力完全可以當一個公社書記。」黃以恆很不好意思地說：「鄭書記，你可不要抬舉我了，我一輩子也學不到你的經驗和水平，哪能當公社書記呢。」大家都說：「小黃同志的最大的優點就是謙虛。」鄭天良多此一舉地補了一句：「不像我，我這個人就不謙虛。」
這都是說說而已的玩笑話，當然誰也不會當真。
真正讓鄭天良對黃以恆痛下殺手的是這一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小黃擅自將公社的唯一一輛吉普車開跑了。
這輛從部隊淘汰下來的破軍用吉普四處漏風，還經常壞，修理費高，汽油又緊張，鄭天良對黨委成員們說：「到每個大隊去一律騎自行車，除非到縣里有急事用一下，誰都不准動。」鄭天良從來都是說一不二的，所以這輛半殘廢的吉普車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個人嘴里裝了一顆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鄭天良要求黨委全體委員們在秋收的時候全部到各大隊蹲點，檢查落實蔬菜收購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員家里。公社只留黃以恆一個人值班。他對黃以恆說，這幾天可能南京、揚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來人提前看貨，吉普車原地待命准備接待，人一刻也不能離崗，車誰也不准動。黃以恆說我一定按鄭書記的指示辦。
秋天的蘿卜、土豆、黃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鄭天良看著堆成山的蔬菜，腦子里一直晃動著瓦房、電燈、收音機的形象，這是他建功立業的重要證據。
這天下午兩點多鍾，燒飯的萬師傅騎著自行車喪家之犬一樣地一頭大汗地沖到正在紅光大隊菜地里的鄭天良面前：「鄭書記，南京蔬菜公司來人了，下午三點半坐車到縣城，他們打電話叫我們到縣城接一下，下午在六點之前要我們派車安排他們到兩個大隊看菜，當晚他們還要坐車回去。」
鄭天良說：「我馬上回去，趕緊讓黃秘書開車去接站！」
萬師傅抹著一頭冷汗說：「吃過中飯後，黃秘書把車開走了，他叫我幫他看電話，縣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樣子。」
鄭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腳，一棵卷心菜在他腳下爛了。
回到公社黨委辦公室，鄭天良打電話問縣委辦，縣委辦說小黃沒回縣里，也沒見到車。等到鄭天良坐公共汽車趕到縣汽車站時，南京的兩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經站在那里等了一個多小時了。鄭天良跑到縣委請求借一輛汽車用一下，縣委辦的主任老姜說：「縣里總共只有三輛車，全都下去了。我打個電話，你到縣商業局去借一輛『拉達』車吧！」商業局長是耿天龍，耿天龍非常爽快，他說：「鄭書記出馬，立即派車！」鄭天良滿頭大汗地還不忘說了一句：「汽油費我來付。」事隔二十多年後，耿天龍向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還記憶猶新，他說：「鄭天良是用袖子擦額頭的汗，鄭天良年輕的時候，艱苦朴素，干勁很足。」
等到鄭天良帶著「拉達」車趕到車站時，已是黃昏日落，縣城里彌漫著濃濃的暮靄和燒晚飯的蜂窩煤煙，南京蔬菜公司的兩個人已經不見了，後來他們打電話來說，時間等不及了，第二天他們還要去蘇北調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萬斤蔬菜收購計劃泡湯了。鄭天良帶著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對方說菜已經調齊了，不需要了。雖然春天訂下了一百萬斤的收購計劃，但由於那時候沒有合同，都是靠口頭信用，而且人家確實也是講信用的，人來了，你不安排看貨，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毀約和打官司一說，更不會有什么賠償。
鄭天良氣得在鄉政府大院子里罵罵咧咧，他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日本鬼子一樣，在辦公室里煩燥不安地來回走動著，地上的灰塵飄浮在秋天的光線下，像一桶面粉被潑翻了。南京的收購計劃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這差不多半邊天就蹋下來了。
黃以恆第二天早上才將吉普車開回了公社大院，鄭天良破口大罵：「你這個王八蛋，你想把我們往火炕里推呀！我開除你黨籍，開除你公職！」
黃以恆低著頭：「鄭書記，我錯了。」
鄭天良指著黃以恆的鼻子：「不是你錯了，而是我錯了，我瞎了眼讓你在公社看家。」
黃以恆的檢查交待中說他母親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將車子開回去送母親到揚州住院的，沒來得及打招呼。
公社黨委會上，鄭天良拍響了桌子：「母親生病不是理由，關鍵是對工作缺少責任感，無組織無紀律，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我的意見是留黨察看一年，行政降兩級處分。處理決定報縣委批准後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為小黃說情，他們說是不是給個黨內警告處分，行政降級就算了，工資都很低。
鄭天良固執已見，堅持原來方案。由於意見不統一，一時就沒上報。所有的黨委成員的當務之急是，分頭忙著聯系蔬菜出路。鄭天良對黃以恆說：「我們秋後再算總賬。」
黃以恆停職檢查，等候處理。
問題比想象的還要糟糕，眼看著蔬菜從田里收上來後沒處賣，一些土豆發芽，蘿卜長出了葉子，卷心菜爛了心，黃瓜軟得像年糕，社員們急了，兩個大隊八十戶社員，人拉肩挑，驢馬傾巢，將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驢車、馬車、手推車擠在一起，車上堆滿了菜，地上散落著菜，驢馬隨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個農貿市場，亂成一團。他們要求公社將菜買下來，因為當初種菜的時候，公社文件上說秋後由公社負責銷售，現在他們來找公社負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