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的時候，黃以恆主動跟鄭天良握了手，並送到走廊的盡頭，應該說，這是一個縣長對下屬所能給予的最高禮遇和尊重了。
一個星期後，縣委同意鄭天良回到馬壩鄉繼續擔任鄉黨委書記兼鄉長。黃以恆在縣委常委會上說：「馬壩鄉是我縣乃至我市的典型，鄉鎮企業和優質農業的長遠規劃還正處於發展階段，鄭天良同志不計個人得失，不留戀縣城，仍然要回到鄉下去，表現出了極強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忠誠，我個人同意讓鄭天良回馬壩工作。」會上，黃以恆縣長還提議，別的鄉書記鄉長已經黨政分開了，但為了維護鄭天良的改革權威，繼續讓鄭天良黨政一肩挑。這一建議受到了部分常委們的擔心，因為這不符合中央黨政分開的新精神，黃以恆拿出縣長的權威說，深圳可以搞特區，我看馬壩也可以試行一下特事特辦的新政策嘛，沒有一點改革精神是不能適應時代潮流的。黃以恆平靜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種不可動搖的意志。沒有人再提出異議了。
吳成業到城建局走馬上任，縣委組織部王部長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後，吳副局長按慣例要表一下態，吳成業既沒有感謝黨和組織上的關懷，也沒有說如何努力工作來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尋找已經陌生了的火葬場的氣息，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總算讓我見見活人了。」
許多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他和沈匯麗去省行政干部學院是直奔黃以恆去的，因為碰見了鄭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將他和吳成業也一起拉到了酒館。耿天龍他們在縣里已經聽到了關於黃以恆要當縣長的消息，為了表侄女沈匯麗的調動，所以提前來給這位合安縣少壯派縣長燒香。而鄭天良當時卻一無所知，他一廂情願地躺在那張單人床做著本來就不屬於他的政治美夢。
二000年深秋，我是一條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時，我很膽怯，城市的樓房和大街上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拒絕著我，我裹緊質量低劣的夾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獨行，這一刻，我終於感覺到了這是別人的城市。我是這個城市的入侵者，我從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還住在紡織廠分的那間平房里，現在她每天靠在一戶有錢人家當鍾點工來維持生計，而我將家產敗光後，再也拿不出錢來養活妻兒，想起跟我含辛茹苦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歲的年紀臉上皺紋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無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堅決地槍斃自己，我只能說我的運氣不好，如果陽光小酒館生意好的話，我是不會跟張秋影搞那種婚外游戲的，如果生意好的話，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鈔票面前，妻子最起碼不會將我掃地出門。錢是可以為靈魂贖罪的。
我見到韋秀的時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歲的兒子過不去，我兒子將一塊骨頭沒啃干凈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擁而至許多只蒼蠅，韋秀一巴掌打在兒子的臉上，兒子哇哇大哭起來。我憤怒地指著韋秀罵道：「你是畜牲呀？兒子才五歲，能啃干凈骨頭嗎？你這破骨頭還能啃出多少r來？」韋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樣子，也蹲在地上跟兒子一起哭了起來。她數落我：「大半年了，你給我們一分錢了嗎？兒子還有你這個父親嗎？」
我一把摟過兒子，擦去他臉上的淚水，兒子很乖地縮在我懷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j，臉上被風吹裂了，兩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臟兮兮的。這時候，我忽然想哭。
我從口袋里掏出五百塊錢，放在桌上，對韋秀說：「今年稿子不好賣，這次回來總共才拿了七百多塊錢稿費。」
韋秀抹著眼淚說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沒法過了。」
我說：「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師費、訴訟費實在花不起。」
韋秀警惕地看著我：「只要你把兒子給我，我就同意協議離婚。」
我說：「兒子跟你過，心靈會被扭曲的。」
韋秀又露出了凶相：「兒子跟你過不會走正道，不僅心靈要被扭曲，還會被餓死，你不配做父親！」
這一刀捅得我心里鮮血淋漓。望著y暗而發霉的牆上還掛著我們結婚時的照片，兩個人幸福而盲目地笑著，我覺得這是對今天這個場景的巨大嘲弄。韋秀跟我戀愛的時候，我正在一家報社拉廣告，她以為嫁給了一個大記者，後來才發現我是一個拉廣告的臨時工，不過那時候，我的業績相當可觀，她這個普通工人的女兒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當時送給她的，她吃的第一頓肯德基也是我帶她去的，她很別扭地在外國的燈光下使用著刀叉，充分享受著物質虛榮帶給她的生活情調。她一直活在沒有情調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樣。然而當她將賭注押到我身上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股市是有風險的。
我找到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問他有沒有需要寫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鄭天良的事寫出來賣一些錢，最好能給我提前支付一點稿酬，不然這個冬天我將走投無路。因為我請李成品喝過一次酒，所以他對我還算比較客氣，他給我引薦了一位南方的書商姚遙，姚遙請我和李成品在「椰島海鮮樓」吃飯。
姚遙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鄭天良的級別太低，副縣長被槍斃是沒有什么賣點的。」
我討好地給他敬了一杯酒，說：「鄭天良一生的經歷還是很有些發人深省的，我想從他的墮落中挖掘貪官的人格分裂與自我異化的本質。」
姚遙手上套著粗如手銬的金鏈，他用戴著鑽戒的中指漫不經心地敲著桌子：「你不要給我故作高深了，我們對你要揭示的性質毫無興趣，我們需要的是貪官們令人刺激的腐敗表演，我們這套書選的都是廳局級以上的高官，省部級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確，書名就叫《100個貪官與他們的女人們》，你手里的這個副縣級小官只能是在這一百本書中起到c花點綴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現，還是可以考慮入選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嚴同時彎下了：「我舅舅，不，鄭天良這個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窮凶極惡的，比起高官來，有過之無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殼，補充了一句：「貪官難過女人關。」
姚遙輕松地接上話題：「在我看來，當官如果不搞女人，還有什么當頭，除非他真是把共產主義當作信仰了。」
我與姚遙簽了一個意向性合同，答應寫一本。要求是必須要刺激要赤ll地寫貪婪和y盪，紀實加虛構。總之要有市場賣點。速戰速決，二000年十二月底前必須交稿。千字兩百，二十萬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寫成後可賺四萬塊錢。
我決心以出賣我舅舅的腐敗經歷來換錢換煙換酒換我兒子的奶粉，現在多少書商和寫手們就靠腐敗分子被逮捕和被槍斃的內幕過日子，這就充分說明腐敗分子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最起碼像我一樣的窮人對這個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沒想到，我舅舅鄭天良在活著的時候不幫我的忙，死後卻來為我出力了。
然而當我再回到合安縣了解情況的時候，我舅舅的表現遠遠沒有達到書商所說的「刺激和赤ll地y盪」的要求，我舅舅鄭天良雖然罪大惡極，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在大部分歲月里，他是一個口碑很好、求真務實、廉潔奉公的干部。而我感興趣的是，鄭天良的一貫優秀的表現究竟是不是裝出來的，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對破譯謎語更有熱情。
鄭天良除了開會很少去縣城，他在馬壩鄉尋找到了安慰與成就。
6
合和醬菜廠是鄭天良一手創辦的，因此，這個廠和鄭天良的政績之間構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關系。至一九八七的時候，醬菜廠已經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廠房，兩百三十四名職工，利潤八十萬元，成為全縣最耀眼的企業。鄭天良對這個企業是有些偏愛的，他三天兩頭蹲在廠里，像個監工一樣。八六年底，他下決心撤掉了原廠長趙全福，趙全福是郭誠副書記的表弟，原來當過油廠的廠長，算是有些經驗的老同志，但他沒有經鄉政府同意，擅自在省報上花八千塊錢宣傳醬菜廠並r麻地吹捧自己創業的光榮歷史，年底又以送年貨的名義給縣政府送去了兩千四百瓶醬菜，價值六千多塊錢。鄭天良知道後將趙全福臭罵了一頓：「你有什么權力花八千塊錢為自己在報紙上塗脂抹粉，你憑什么慷集體之慨，用企業的錢到縣政府去討好賣乖？有多少家業不被你敗光？」趙全福反抗說：「現在連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業自主權，我連送幾瓶醬菜的權都沒有，還讓不讓人干了？」鄭天良說：「是的，是不能讓你再干了。你去當推銷員，體會一下掙錢的辛苦，這樣以後才不會亂糟蹋錢。廠里一瓶醬菜才賺幾毛錢？你一揮手成千上萬就沒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農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資本家的闊少。」趙全福被撤換了，年輕的推銷員於江海當上了廠長，鄉黨委會上郭誠提出了不同看法，鄭天良說：「於江海雖然只有二十六歲，但已經走南闖北五六年了，成績明擺在那兒，干企業就是要靠實力，就是要論功行賞，就憑他能把城里姑娘娶過來做老婆，就能當廠長。」
合和醬菜廠換廠長的事在縣里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震動，據說趙全福找到黃以恆縣長訴過一回苦，他說：「黃縣長，鄭書記就是因為我給縣政府機關過年送了點醬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黃以恆說：「我們一般不會干涉鄉鎮干部對企業的管理，如果你說的話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鄭書記的決定，你一個鄉鎮企業能有多少錢經得起亂送亂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發的醬菜是不花錢的。」
馬壩鄉已經成為全縣全市的典型，鄉鎮企業產值和利稅進入全省「十強」鄉鎮的第六位，馬壩鄉以「合和」醬菜、面粉加工、農具生產為龍頭，形成了三大產業支柱。水漲船高，此時的鄭天良在馬壩鄉的群眾心目中無疑已成了一個救世主，一個太上皇。有一個傳說是，去年秋天王衛村兩戶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動刀子了，沒拿刀子的人說：「鄭書記講過，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個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聲。盡管這話鄭天良從來就沒說過。
鄭天良整天在村里轉，在蔬菜地里跟農民一起討論蔬菜的施肥與病蟲害防治，一次鄭天良在劉庄村遇到了獸醫小丁在幫一戶農民騸牛卵子時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褲襠，騎自行車路過的鄭天良下車後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這破技術，還騸牛卵子？讓牛給你騸卵子算了。」圍觀的群眾都笑了起來。鄭天良從小丁的手里拿過刀子，熟練地在刀布上盪了兩盪，然後說：「看我的！」只見鄭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p股後面，當驚魂未定的小牯牛還沒有做出反應的時候，鄭天良手攥鋒利的刀子往牛褲襠里一伸，眾人一聲驚叫還沒落下余音，兩個滾燙的牛卵子已經在鄭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著向前竄去，人群中一片歡呼。此事在鄉政府被神話後，有人在鬧不同意見時就說：「再胡絞蠻纏，就讓鄭書記將你騸了。」
鄭天良自己不到縣里去，但縣里領導經常下來檢查指導工作，每當此時，鄭天良就讓副書記副鄉長們去應付，中午在馬壩紅燈籠酒店吃飯則是從來不參加，副書記副鄉長們陪同後還得要著交三塊錢午餐費。郭誠副書記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對鄭天良說：「我不想跟縣里領導套什么近乎，你非要著我陪，還得交三塊錢，我在食堂一塊錢就夠了，這錢你得補給我。」鄭天良說：「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還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沒有傳呼機更沒有手機，縣委辦打電話說縣里要來人，鄭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誰也不知他到哪個村去了。一次即將退居二線的縣委陳書記陪同市鄉鎮企業局林局長來馬壩考察指導工作，縣委電話明確指示鄭天良在鄉政府坐等，可兩輛小車開進鄉政府大院後，接待的郭誠副書記說：「鄭書記臨時有急事到揚州去談合和醬菜廠擴建的事了，他讓我負責接待陳書記林局長。」陳書記意義很不明確地說了一句：「沒關系，有你們幾位在就行了。鄭書記以工作為重，值得肯定，我們主要是來轉轉的，不是來工作的。」
如果說縣委書記到鄉下來僅僅是轉轉，那么書記不轉轉是不是要親自參加腌菜和騸牛卵子呢？領導的工作就是轉轉，轉轉也就是領導的工作。所以郭誠將這些話告訴給鄭天良的時候，鄭天良居然說了一句：「陳書記不會有你這么狹隘的。」郭誠說，「鄭書記，論職務，你是我上級；論社會經驗，不謙虛地說，你是我的下級。」鄭天良說：「你老郭不要把什么問題都上綱上線，復雜的問題一定要簡單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們基層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實，郭誠的話是真話，只不過在官場上是不能也不應該說真話的，真話有時聽起來就像假話，假話聽起來才是真話。
時間一長，縣里的各級領導就覺得鄭天良在對待上級領導的態度上是有些問題的，只要上面去人，總是不見人影，不陪喝酒，偶爾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誰都能看出一些名堂來，更何況鄭天良是全省「十強」鄉鎮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覺出了鄭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馬壩建獨立王國，搞諸侯割據。縣委常委會上，誰都不會把這些話直接說出來，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數。有些話，能說不能做；有些話，能做不能說，這都是官場常識，不懂常識就要犯錯誤，就要栽跟頭。如果你在常委會上說鄭天良不陪上級領導吃飯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諸候割據，是缺少嚴肅性的，如果以此來對不唯上是從的下級公開下手更是於黨的組織紀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會上，大家都認為鄉鎮干部在一個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動，在流動中用活干部，在流動中發揮干部的潛在能力。所以大家對將鄭天良調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沒有通電而且地痞流氓橫行的東店鄉任黨委書記都沒有表示出異議。只有黃以恆縣長說了一些不同意見：「馬壩鄉是我們縣的典型，也是鄭天良多年扎實苦干開拓奮斗的結果，如果從穩定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來看，鄭天良是不是可以暫時不交流。」
陳書記說：「鄭天良的成績從邦定書記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績大了也是個包袱，從關心愛護年輕干部出發，鄭天良交流到東店鄉對他也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新的機遇。以恆呀，我們都是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在黨領導下工作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是哪一個個人的，任何一個地方也不會是離了誰就地球不轉了。」
黃以恆說：「鄭天良這個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點，但這個同志對工作、對事業是高度負責的，也是很有開拓精神的一個干部。」
陳書記摘下眼鏡，用眼睛盯著黃以恆：「以恆呀，你看問題的角度很成問題，將鄭天良交流出去這是根據工作需要，而不是因為什么缺點和優點，全縣工作要看成是一盤棋，而不要看個別棋子。鄭天良的談話由我來。」
話說到這個份上，黃以恆也就不好再說什么。黨管干部是我們的組織路線，黃以恆縣長作為政府首長當然要服從黨委的決議。
陳書記找鄭天良談話的那天，天空中飄著一些細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別密集，整個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張被捅漏了的篩子。全國都在批自由化，一些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干部由於縱容自由化泛濫而栽了跟頭，他們不情願地從自己坐得滾熱的椅子上離開然後做檢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陳書記和新上任的縣委組織部於部長一起跟鄭天良在陳書記辦公室談話。
鄭天良坐在沙發上很不習慣，p股陷在彈簧里很不踏實，他連自己那張木椅子都坐不慣，他喜歡在鄉間田頭跑，有時候他懷疑這是當年當獸醫落下的走村串戶的毛病，他覺得自己本來就是一個閑不住的農民，所以這些年來，他對自己當鄉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適應。他不願跟上級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領導，而是他不喜歡喝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