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沒有走樣。她們兩姐妹都覺得，自己才最象是從這個家里走出來的人。

但是實際上，她們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當過美國洋行的買辦，很有錢，後來，逃到香港去了。可他們對香港的那一套規矩一竅不通，又看不起那個小地方，自以為從大上海來，不肯用心，就慢慢地敗了家。她們並不知道更多的，也無從知道，爺爺對自己家過去的事避而不談，外人的譴責，類似買辦是帝國主義幫凶，賣人口，販鴉片，都是他們干的壞事，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她們不願意相信。父親和叔叔這一輩更多的回憶，是一個電機工程師家庭的，對大家族的歷史，也是道聽途說，再加上了被剝奪以後的美化，所以，她們心里明白有些說法是不可信的。簡妮和范妮，在種種籠罩她們生活的謎團中長大起來，將從前和自己的家有著萬千聯系的美國，當成自己偉大的理想，在她們心里，是要跳過一個時代，直接從美國回到自己家族從前的時光。這個願望，對於她們這一代來說，像飛蛾撲火一樣情不自禁。

在范妮得到簽證以後，爸爸正式向范妮提出來，等她到了美國以後，要幫簡妮寄美國學校的申請表過來，還要說服嬸婆再為簡妮做一次經濟擔保。簡妮回上海，考上交通大學，在新疆就算是上海支邊青年家庭的一次「勝利大逃亡」了，但她是王家人，她逃亡的目的地並不只是上海，也是美國。他們也把上海當成了簡妮的出國預備部。范妮心里琢磨過，要不是自己早就不考大學，鐵了心要出國，也許爸爸媽媽都會以為，還是先送樣樣出挑的簡妮出國更合適吧，也許連爺爺都會這么想。因為簡妮考上了他當年學的專業，拿出了一副做他接班人的樣子。倒將成長為一個地道上海人的范妮擠到一邊。范妮有時心里暗暗冷笑簡妮的愚蠢，她不知道爺爺心里根本就不想讓他的下一代再當中國人了，更無所謂上海的電機工程師，這么多年，爺爺從來不間斷地找機會送范妮走，就是想讓她當一個外國人。簡妮根本不知道，爺爺的傷心事就是當時自己沒能將一家人從上海帶走，弄得家破人亡，一生蹉跎。她只是想討好爺爺，讓爺爺接納自己是正宗王家人。范妮想著，看了一眼爺爺，他臉上照樣子是什么表情也沒有，只是平靜地看著菜單。范妮一向明白，爺爺對自己有特別的疼愛，但她並不很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他到底計劃和盤算著什么。但范妮卻轉過眼睛去，很有靠山似地看著妹妹。妹妹雖然是家里兩代人中的第一個大學生，終於為王家在大陸重新爭回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安慰了爺爺。但范妮出了國，這才是爺爺真正的心願，范妮終於更勝一籌。

簡妮先移開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個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沒本事，又象在譏笑范妮不自量力。

范妮笑了一下。因為她知道，簡妮一定意識到，她簡妮的命運有一小部分掌握在范妮的手里。范妮不光先用了家里供人留學的錢，還得幫助她說服嬸婆再做一次經濟擔保，准備一次稅單，財產證明。當時嬸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終於辦好，所以，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簡妮心里有千萬的不甘心，她覺得自己才是那個應該先去美國的人，但范妮到底是在簡妮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申請出國了，范妮到底先拿到了經濟擔保，范妮到底先下手為強。范妮到底站在上風。而簡妮現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范妮幫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時候，在紅房子西餐館樓上當跑堂的，真的是些見多識廣的人，他們見過上海來這里吃西餐的各色高級人物。那時，它還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館，來這里吃飯的人，都很庄嚴地對待這頓飯，就是比范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戶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去一次紅房子西餐館，也多少有點隆重。好多年以來，到紅房子西餐館吃飯，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無論如何也想要講究一點的客人。那是個可以從一個人吃相猜度這個人身世，遙想滄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點舊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別同類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廠出產的咖啡，或者是雲南咖啡廠出產的咖啡那種沉悶的香氣淡淡熏著，在這里吃飯的人都有點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種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點點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難得也拉開面紗那樣。客人們大都是提著精神的，不止為了一頓上海化的法國餐。

實際上，是這些客人使得店堂變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樓服務的跑堂，也漸漸磨練了從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會地位的眼力。這也正是范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們還是樂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從前，但自己一言不發。當時，希爾頓一樓「扒房」里高級的法國餐館，拿不出大把外匯券的人，根本坐不進去。聽說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還要加15％的服務費。只有在上海兩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的外國人和猖狂的暴發戶肯到里面去吃飯。據說，在希爾頓酒店的扒房里有整套不銹鋼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說，應該是從外到里，一套一套用過去，但是沒有一個暴發戶會用，拿了吃魚的刀用力割牛r，力氣用得連指甲都發白。而在紅房子，雖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還常常是鉛皮做的，但客人里，常常能見到把一客炸豬排也吃得優優雅雅的人，一張豬排吃下來，刀叉在盤子上不會發出一點過分的聲音，嘴上，桌上都干干凈凈，吃完了，懂得將刀叉好好地順向一邊。那都是不肯些進扒房的人，除了經濟上的原因，還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饒的虛榮心。

紅房子的店堂里，總有一些慕名而來，沒有受到過怎么吃西餐教育的人。他們到了紅房子西餐館的長條桌子上，多少有點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盤。於是他們用眼睛飄著已經在吃的人，看他們哪個手拿刀，哪個手拿叉，湯快喝完的時候，是把勺子往向著自己的方向刮，還是往反方向刮。一邊在心里溫習。

看到將一副刀叉拿得比榔頭還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點菜的時候一一告訴他們，要么洋蔥湯，要么牛尾湯，要么鄉下濃湯，要么奶油蘑菇湯，總之湯是要每個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來一份洋蔥湯，一份牛尾湯，放在桌子中間，大家伸勺子過來喝；湯不喝完，後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來的，所以不要把湯留著過後面的主菜吃，這樣後面的主菜就永遠也上不來；一個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夠了，不用一道一道地點；小面包是奉送的；火燒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飯後的咖啡一起來。他們大聲教導著，不管客人的臉已經脹得通紅，在上海，每個人都知道當「洋盤」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規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魯曉夫那樣把餐巾的一只角塞在衣領里，象小孩子的圍兜兜一樣用，卻不說什么，他們認定那是「羅宋派頭」。

但是看到范妮家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著點菜的小本子等在旁邊，不多嘴。果然，這家人將餐巾一一正確地鋪在自己的腿上，然後，一個接一個，在菜單上點出自己要吃的東西。報出來的，果然都是紅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紅酒j，紅燴小牛r，牛尾湯，還有火燒冰激凌。這家人的態度，都多少帶著一點不肯讓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讓人看出來自己在意的當心，其實在心里斤斤計較，但盡量面子上不露聲色。跑堂的只管望著他們，心里明白得很。他們還是比較喜歡看到象范妮家這樣的人，他們身上風雨飄搖的痕跡，比一般的客人耐看。范妮這家人里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沒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沒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范妮的爸爸，一邊照顧簡妮，一邊照顧愛蓮，那是他的老婆。范妮長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對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與娘娘腔的維尼叔叔很親近。范妮應該有25歲上下了，但是在這樣重要的家宴上卻沒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樣子，就知道這個女孩不光是處女，而且很可能都沒有談過戀愛。這一點跑堂的可以想得通。這種吃足了新社會苦頭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國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時候到鄉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結婚一樣。這種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來，沒有男友才是一身輕松。到了那邊，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結婚，就可以當一生一世的美國人。

叔公對跑堂的人吩咐說：「一人來一只用軍用飛機送到北京去的蝦仁杯，我伲要嘗嘗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叔公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說：「這道菜倒是保留下來了，不容易。原來喜樂意里面的法國菜是烙蝸牛，並沒有烙蛤蜊的。那時候太平洋戰爭，日本人占領上海，法國的東西運不到上海來，那時候，我們家的汽車也不能開了，因為汽油是戰時緊張物資，配給的。喜樂意里的大師傅就用蛤蜊代替蝸牛，創造了一道喜樂意特色菜。說起來，上海人是真聰明，懂得變通。我還是那時候吃過的。那時候到喜樂意吃飯，正好大師傅到店堂里來謝客人，好象他是個山東人，是他介紹我們嘗嘗這個菜。到現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為了慶祝范妮出國，爺爺特地開了一瓶紅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來了玻璃酒杯，分給桌上的人。酒開了瓶，倒在杯子里，晃了又晃，可酒y一點也掛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實在不算什么好酒，但那也是紅房子可以開出來的最好的酒了。張裕的紅葡萄酒，據說還是從前法國傳教士帶來的技術。爺爺舉了舉手里的杯子，輕聲說：「祝賀范妮終於有機會到美國！」

大家碰了杯，都輕輕叫「cheers」。

爺爺又朝叔公舉了杯說：「甄盛，你和愛麗絲是范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謝。」

大家都附和著爺爺的話，向叔公舉起杯來。范妮說：「叔公，我還是要說謝謝的。」象擎著一朵紅色的玫瑰花一樣，范妮向叔公舉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來，說：「大家都不要客氣，這么多年，你們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幫上忙，心里真的是高興和安慰。其實，為范妮做經濟擔保對愛麗絲也沒有什么為難，她一個退休教授，又沒有逃稅的問題。」叔公特地與范妮碰了碰杯，「范妮，我為你高興。」

大家喝了杯子里的酒，臉都有點紅了。放下杯子，維尼叔叔輕輕吁出一口氣，說：「上帝保佑，總算成功哉。說起來，也象是電影一樣巧，范妮正是去住爹爹從前讀書去住的那條街，也是命。」

叔公說：「我也去住過，我在麻省理工，學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規要我去學，要是我自己，就學baseball專業，jazz專業，我到現在還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當年的英文歌的唱詞，一點也不比現在在立體聲里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卻不懂。現在我需要睡覺的時間少了，醒著的時候，就把它們抄在一本本子上。范妮見過的。那一年，我畢業要回上海，甄展剛剛到紐約，我就去紐約看他。其實我最喜歡紐約，那里才是花花世界。我不想在新英格蘭住，愛麗絲又吵著要讀書，不在我那里。我真的寂寞死了。我也記得那條路，在格林威治村里面，一條小馬路，十字路口有一個石頭的噴泉，流水日夜不停，兩面都是紅房子，綠藤。離地鐵站不遠。」

爺爺說：「那是springstreet站。那個地方方便極了。范妮將來到上城去，回家的時候也要在那里下車。」

范妮點點頭，她腦子里能想起來的，都是歐。亨利小說里描繪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滿了藤葉的老房子里，住著一個窮畫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葉。現在她多知道了一點，那房子是紅磚的，大概從外面看，就象紅房子西餐館一樣。她租的房間附近的地鐵站，叫springstreet。可是，她還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時代讀過的美國小說里面去。

「聽上去，范妮象要走到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里去了一樣。」維尼叔叔也說。

「我也覺得這是假的一樣。」范妮說。

「因為想得太久了，來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著桌子對范妮說，「我和媽媽在火車上，常常要拿出來你們拍來的電報看，也是心里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時候，姆媽叫郎尼先辦出去，郎尼也是開始辦申請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補習英文，還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說著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腳玻璃碗里的蝦仁杯。他的手象農民那么粗大，那么結實，與吃蝦仁杯的小勺子一點也不般配。他的頭發已經開始稀疏，用發蠟梳起來以後，能看到一點頭皮了。

聽爸爸說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么也沒說，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畢業時，因為出身問題，所以雖然參加了高考，但還沒有發錄取通知單，校長就找出身有問題的高三學生開會，講「一顆紅心，兩種准備」的問題了。果然，第一批不錄取通知單里，就有朗尼的。朗尼幫過的同學，倒都考上了大學。痛心的爺爺，這時決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借口，將朗尼送到香港去繼續高中。爺爺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從前是《字林西報》的英文編輯，報紙關門以後，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爺爺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補英文，准備到香港就直接進英文高中上課。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里來找郎尼叔叔問話，說他在魏先生那里上課的時候，說了什么反動言論。郎尼叔叔什么也想不起來，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當場畫出一張當時的地形圖，魏先生家的小客廳里，門在哪里，沙發在哪里，那天上課時候，誰靠窗坐，誰靠桌子坐，還有誰在場。這張一清二楚的地形圖把郎尼叔叔嚇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兩年勞動教養，送到大豐農場勞動。到了大豐農場，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個上海都在清理社會上的英文補習班，去補習的人，都被認為與社會主義思想格格不入的階級異己分子。朗尼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仍被留在農場里，不許將戶口遷回上海，就這樣，他在大豐農場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終於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歲離開上海，四十三歲回到上海，他從一個每天在頭發上抹凡士林發蠟，梳派克頭，到英文老師家去補課的少年，變成了一個滿臉晦氣的老光g。

郎尼叔叔從來不和家里的人湊趣，就是開口說話，也好象別人都欠了他一樣。維尼叔叔和范妮都知道他從來不怕敗大家的興，他就是有辦法直望著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們都輕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訕，開始他們不願意去刺激他，後來他們是不給他機會讓大家都不高興。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從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開了口。

爸爸還是不知道收聲，辯解說：「你怎么這么想，那你還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輩子呢。我也沒說你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來給你畫一個地圖，要是這些年美國沒什么變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爺爺突然放下叉，對范妮說。

他找出紙和筆，開始在紙上畫，曼哈頓象一個香蕉，下城象香蕉的一頭，兩邊都是哈德森河，爺爺在上面畫了一些曲線，當成哈德森河上的波浪。華爾街，南碼頭，格林威治村，小意大利，唐人街，下東村，象香蕉上的黑色芝麻斑一樣。桌子上的人都湊過來看，爸爸和郎尼叔叔也都不說什么了。。

「yougotit？」爺爺突然用英文輕輕問，他嚇了范妮一跳，爺爺本來從來不說英文的。然後，爺爺換了一張紙，畫了一條豎的街，「春街，」爺爺說，再畫了幾條橫著的小街，然後又畫了一條細細的豎著的街，「就是這里，維爾芬街，我剛到紐約住的nyu學生宿舍，世上的事情就有這么巧。也是你要去住的地方。」爺爺在小小的十字路口上畫了一個小圓圈，表示那里就是叔公提到過的石頭噴泉，日夜都不停地噴著水，「夏天的晚上，紐約也有很熱的時候，開著窗子睡覺，老遠的，總是聽到那個噴泉在響，不習慣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是下雨的聲音。」然後，爺爺畫了一個大大的圓，「這是華盛頓廣場，學生最喜歡去的地方。秋天的時候，有小販在那里烤栗子賣，香氣傳得老遠。」

范妮又想起歐。亨利小說里寫到的故事，他也寫到過紐約秋天賣烤栗子的小販。自己看過的那本歐。亨利的小說，是一本十分破舊的小說，不知道經過多少人手里翻過，才傳到了范妮手里，封面早已掉了，第一頁到第七頁也掉了，整個書都軟搭搭的，回潮的雨天里，它散發著舊東西復雜的氣味。她是聞著那氣味，記住了紐約的秋天沿街會有小販烤栗子的。後來，范妮肯定又在別的美國小說里讀過過這樣的細節，但是在傑克。倫敦的書里，還是在馬克。吐溫的書里，或者是在《珍妮的肖像》里，她已經忘記了。有時這些書里會出現一個橢圓形的滬江大學圖書館的藍色圖章，那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燒書的時候，從大學圖書館流散出來的藏書。在寒冷的冬天，在墊高的枕頭上，有一本外國小說看，肚子上壓著一個鼓鼓的熱水袋，這是范妮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有兩個地鐵站可以下，一個叫west4；從那一站下，要穿過華盛頓廣場，我是喜歡過華盛頓廣場的，還有一站更近，叫springstreet；那時候很多藝術家在那里開小店，手工做的女人戒指最漂亮。」爺爺在紙上標出來兩個地鐵站的位置，但是他沒有提起，他之所以知道春街上的手工戒指好，是因為乃乃來看他的時候，在春街買了不少戒指的緣故。

「甄展，你其實一點也沒有變，」叔公說，「我那時要去紐約看你，去接姆媽帶過來的筍干，你也是畫了這樣一張圖，給我寄過來，你記不記得。」

「你又沒有用我的地圖，雇了出租車來。」爺爺說，「你穿了一條白褲子，戴了一頂巴拿馬草帽，愛麗絲穿了藍色的蓬蓬裙。」爺爺說。

「叔公，你和嬸婆的派頭真好啊。」維尼叔叔對叔公笑，雖然嬸婆早和叔公離婚了，她當年就留在美國，不肯回上海當少乃乃，但他們卻一直有聯系，保持著洋派學生的風度。

叔公也笑：「我也就是好看，銀樣蠟槍頭。你爹爹才是學問好，他是在nyu都可以拿得到獎學金的好學生啊，一口文雅的英文，連我的美國同屋都說，電話里一點聽不出來是個中國留學生。愛麗絲也是個歡喜讀書的人，她的心氣多少高啊，是美國名校的學生，就是宋家姐妹讀書的那個威斯里女子學院，我們家那么多孩子，她就是和甄展談得攏，連她都說甄展的英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