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會抑制不住地呼喊：「生活多么不容易啊！」如果自我不得不承認它的軟弱，它就會突然產生焦慮——有關外部世界的現實焦慮、有關超自我的道德焦慮和有關本我中的激情力量的神經病焦慮。

我想根據上述描述，以一種簡單的圖表形式，描繪一下心靈人格的構造關系。現在請你們看下面這張圖表：正如你們從中看到的，超自我與本我結合在一起了。的確，作為俄底浦斯情結的繼承者，它和本我有密切的關系；它比自我距離知覺系統更遠1。本我只有通過自我才能與外部世界發生交往，至少按這個圖表來說是如此。

目前要說這張圖表有多少正確性當然是很困難的。

但在某個方面它無疑是錯誤的，即無意識的本我所占據的空間，應該無可比擬地大於自我或前意識所占據的空間。我應該請你們在思想中糾正這一錯誤。

b這些論述聽起來無疑是吃力的，而且可能講得不太明確，但在結束它們時，我還是要向你們提出告誡。

在你們考慮這種把人格分為自我、超自我和本我的分化時，你們當然不要把它想象成具有明顯的分界線，像繪制政治地理的人為區分那樣。

1如果把這張圖表與《自我與本我》（1923b）第二章中的類似圖表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在某一點上，早期的圖表與現在這張圖表存在著基本差異，即前者沒有指出超自我，不過該書後來說明了這種缺少的理由。在本書這些講演的初版中，這張圖表如同它在《自我與本我》中的前身一樣，是豎著印的，而在兩處全集版中，為了某種理由，可能是節省空間，圖表則是橫著排的，其他方面則均未變動。——英譯注。

運用素描或原始繪畫中的那些線條輪廓，是不可能恰當地描繪出心靈的各種特征的。相反，我們應該像現代畫家那樣，采用使各種色彩區域相互融合的方法。

在完成這種分離之後，我們必須使被我們分離的東西再次合為一體。精神過程是很難把握的，所以這是對於用圖表來表達這種東西的最初嘗試，你們的評價不要太苛刻了。

這些分化的產生很可能因人而異；在實際的活動過程中，它們也可能發生變化和經歷暫時的退化階段。特別對於在分化的發展過程中最後產生且最微妙的分化——自我和超自我的分化——來說，情形確實如上所述。

毫無疑問，精神疾病也能產生同樣的分化。而且不難想象，施行某些神秘術（mysticalpractices），可以有效地擾亂不同心靈領域之間的正常關系，例如，使知覺也許能夠掌握在自我和本我的深部發生的那些事物，而在其他情況下，知覺是難以接近這些事物的。

然而，上述途徑是否能夠引導我們達到極有價值的最終真理，對此大可懷疑。

雖然如此，我們可以承認，精神分析的治療選擇的是一種類似的處理方法。

的確，這種的意圖是加強自我，使它更獨立於超自我，加寬它的知覺領域，擴大它的組織，以便它能夠占領取自本我的新領地1。本我在哪里，自我便將到哪里。這是一種文化（culture）性的工作——可以比作排須德海的水2。

1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最後一章曾說過類似的話。——英譯注。

2須德海（zuiderzen）原為北海的海灣，在荷蘭西北。十三世紀時海水沖進內地，同原有湖沼匯合而成。1932年，荷蘭人建成長29公里，寬90米，高出海面7米的堤壩，把須德海同北海分開，上有公路，下有水閘，可通小型漁船，內部相當大一部分的水已被排干，改造成了圩田。——中譯注。

第三十二講焦慮與本能生活

有關我們的焦慮和心靈生活中的各種基礎性本能的概念（或觀點），我將向你們介紹一些新內容。但是，這些新內容中沒有一個能夠自稱為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最終解答，對此請你們不要感到驚訝。我在這里使用「概念」一詞是有特殊理由的。雖然我們面臨的這些問題很難解決，不過，難點並不在於觀察資料不充分，因為和這些難題一起顯現出來的，實際上都是一些最普通的、我們最熟悉的現象；難點也不在於這些問題所引起的各種思辨具有晦澀性，因為思辨性考察在這個領域中無足輕重。真正的困難在於這些問題事實上關系到各種概念，即關系到采用恰當的抽象觀念；而只要把這些觀念應用於原始的觀察材料，就可以使它們變得富有條理性和明晰性。

在我過去的講演集1中，曾有一講專門論述焦慮問題（第25講）。

我現在應該先來簡要地回顧一下那一講的內容。

在那里，我們把焦慮描述為某種情感狀態——亦即焦慮是快樂和痛苦的情感系統（thepleasure—unpleasureseries）中的某些情感的結合物。它具有各種相應的釋放性神經興奮作用和對

1指《引論》。——中譯注。

這些作用的知覺。但它也可能是某種特別重要的經歷的積淀（precipitate），並通過遺傳體現出來。我們可以把它比擬為個體身上的歇斯底里（hysteria）的發作1。我們認為，這個特別重要的經歷就是嬰兒誕生（birth）的過程，它在個體身上留下了焦慮性情感的痕跡。這是因為誕生這一行為對心臟活動和呼吸特征的作用很容易產生焦慮。

因此，這種最初的焦慮本來是有害的。然後，我們開始區分現實的焦慮和神經病的焦慮。

前者是對危險——即來自外部的預料到的傷害——的反應；這種焦慮看來是可以理解的。

後者則完全不可思議，而且似乎也是毫無意義的。

在分析現實焦慮時，我們將它一直解剖到僅僅是感覺注意力的加強和運動肌的緊張這種初始的狀態。

我們稱之為「焦慮的准備」（perparednesforanxiety）。現實的焦慮就是從這種狀態中發展起來的。這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種是焦慮——對早期創傷性（traumatic）經驗的重演——的產生僅僅是一個信號。

在這種情況下，焦慮反應的結果就可以使自己適應於新的危險情況，並能夠進行戰斗或防御。

另一種是仍以感覺注意力的加強和運動肌的緊張為主，整個焦慮反應依然停留在產生的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焦慮的情感狀態就變成了麻痹人的意志的東西，對於個體當時的意圖是極為不利的。

接著，我們又轉向了神經病焦慮。

我們觀察到這種焦慮具有三種狀況。首先，我們發現它是一種自由飄浮的、普遍性的憂慮（afrelyfloating，generalaprehensivenes）。它很容易

1詳見《引論》第二十五講。——英譯注。

采取眾所周知的「預期性焦慮（expectantanxi－ety）」的形式，使自身暫時依附於任何一種可能是新近出現的事物，如在典型的焦慮性神經病（anxiety—neurosis）中那樣。其次，我們發現這種焦慮牢固地依附於某些處在所謂的「恐懼（phobias）」之中的感覺。雖然在這種依附中仍可以辨認出與外部危險的關系，但是我們應當認為這種恐懼被極度地誇大了。最後，我們發現這種焦慮也存在於歇斯底里和其他嚴重的神經病之中。

在這些疾病中。焦慮或者伴隨著各種症狀，或者單獨出現，表現為一次性發作或較持久的狀態，但都缺少外部危險方面的任何明顯根據。於是，我們向自己提出兩個問題：「人們在神經病焦慮中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我們如何把這種焦慮與面對外部危險而感受到的現實焦慮聯系起來？」

我們的研究並非徒勞無功，而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結論。

臨床經驗表明，焦慮性預期與性生活方面的利比多效益（ecoanomics）具有經常性的聯系。焦慮性神經病的最普通起因，就是興奮尚未達到頂點。

利比多興奮被喚起了，但卻未予滿足和加以利用，於是憂慮代之而起。我甚至認為有理由說，這種未予滿足的利比多直接轉變成了焦慮。幼兒身上頻繁出現的某些恐懼便證實了這種觀點。

這些恐懼中的許多是十分費解的。

但也有一些，例如對獨居的陌生人的畏懼，卻無疑可以給予解釋。

孤獨就如同一張陌生的面孔那樣，喚起了兒童對熟悉的母親的思念。他無力控制這種利比多興奮，也不能使它中止下來；他只能把這種興奮轉變為焦慮。所以，這種嬰兒的焦慮不應被認為是現實的類型，而應被認為是神經病的類型。

嬰兒的恐懼和焦慮性神經病中對焦慮的預期，為我們提供了神經病的焦慮產生的下述途徑的兩個實例：這種途徑就是利比多的直接轉化。

我們不久便會知道第二種產生途徑，不過它與第一種途徑並無實質性區別。

我們認為，導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經病的因素是壓抑過程。可是相信，現在能夠比過去更好地討論這個因素了，不過必須把受到壓抑的觀念（idea）所發生的情況，與依附於這一觀念的利比多部分所發生的情況區分開來。觀念很容易受到壓抑，並被歪曲到難以辨認的程度。

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卻往往轉變成焦慮。不管這種情感的性質可能是什么——攻擊性也好，愛情也好——情況都是如此。

這種情況與上述利比多變得無法利用的情況本質上沒有區別：它或者是由於嬰兒期自我的軟弱，如在兒童的恐懼中那樣；或者是由於性生活中的各種r體作用，如在焦慮性神經病中那樣；或者是由於壓抑，如在歇斯底里中那樣。

由此可見，引起神經病焦慮的兩種途徑實際上是一致的。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焦慮的產生與症狀的形成之間有著一種極為重要的關系，即二者是互相體現和取代的。

例如，一個患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a）的病人，很可能是由於在某條街上突然產生焦慮而開始患病的，以後每次當他再走進那條街道時，焦慮都會重現，於是他就形成了廣場恐怖症的症狀。症狀的形成可被認為是對患者自我活動的一種約束和限制，患者借助這種限制來擺脫焦慮的發作。

如果我們在可能的條件下干預症狀——例如各種強迫性觀念（obsesions）——的形成，我們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況：只要我們阻止病人進行洗滌儀式，他就會陷入焦慮狀態。

這種焦慮使他難以容忍，因為他曾經借助症狀避開過它。

所以焦慮的產生看來的確在先，而症狀的形成位於其後，症狀仿佛是為了避免焦慮的突然發作而產生的。神經病在兒童時期的最初表現是各種恐懼狀態，我們從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產生的焦慮怎樣被後來形成的症狀所取代。這一事實進一步證實了以上觀點。

所以我們，應該到這種相互關系中去尋找理解神經病焦慮的道路。

與此同時，我們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經病焦慮中人們害怕什么的問題，並成功地證實了神經病焦慮與現實焦慮之間的區別——他所害怕的顯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兩種焦慮的區別在於：前者的危險來自內部而非外部，並且這種危險是意識不到的。

在各種恐懼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這種內部危險轉變為外部危險的方式，亦即神經病焦慮轉變為明顯的現實焦慮的方式。

為了簡化通常是極為復雜的事物，我們假定廣場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終是一些誘惑的情感，而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條街上時被相遇的人們所喚起的。

於是，他就在恐懼中產生某種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誘惑情感變成某種外部情形。

通過取代作用，他以為自己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

一個人當然能用逃跑的辦法從外部危險中解救自己，但逃離內部危險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我在早期關於焦慮的講演的結論中，曾親自表述了下述看法：盡管我們探討所得的這些不同的發現相互間並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們卻不能夠彼此配合。這些發現乃是：作為一種情感狀態，焦慮似乎是曾帶來過危險恐嚇的以往事件的重演；焦慮為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務，而且是某種新危險出現的信號；它起源於在某種程度上已變得不能利用的利比多，同時，也產生在壓抑的過程中；它被症狀的形成所取代，似乎從精神方面被約束住了。但是，我們有一種感覺，即我們沒有發現那種能夠把上述一切碎片聚集成整體的東西。

b在上次講演中，我曾經把心靈人格分解成超自我、自我和本我。

這一分解也迫使我們重新選擇在焦慮問題上的方向。

根據自我是焦慮的唯一住所1——即只有自我才可能產生並感覺到焦慮——的觀點，我們建立了一種穩固的新立場，按照這種立場，某些事物將會呈現出新的外貌。

的確，當談到「本我的焦慮」時，或者把憂慮（aprehensivenes）的能力歸之於超自我時，是很難理解這些說法的含義的。

焦慮的三種主要類型——現實焦慮、神經病焦慮和道德焦慮——可以很容易地與自我的三種依賴（對外部世界的、對本我的和對超自我的〔見第78頁〕）結合起來。

對於這一事實中相應的合乎我們需要的成分，我們已經予以采納了。

而且，伴隨著這個新立場，焦慮作為預告危險情況的信號這一作用（順便說一下，這種說法我們並不陌生）變得突出了，而構成焦慮的材料是什么的問題則不再引人注目了。

另外，現實焦慮與神經病焦慮之間的關系出乎意料地顯得明白易懂了，而構成焦慮的材料是什么的問題則

1在《自我與本我》將近結尾處，弗洛伊德用幾乎相同的語言，第一次闡明了這個觀點。《抑制、症狀與焦慮》中也有幾處討論了這一觀點。以後關於焦慮比較重要的見解，則是後期研究的結果。——英譯注。

不再引人注目了。

人們還將注意到，較之對那些曾經被認為是簡單的東西，我們現在可以對產生焦慮的各種顯然是復雜的情況獲得更好的認識。

我們最近一直在研究從某些恐懼——我們將其歸類為焦慮性歇斯底里——中產生焦慮的途徑。

我們選擇了若干病例，在這些病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施加於從俄底浦斯情結中產生的各種願望性沖動的典型壓抑。

我們本來希望發現，上述情結就是男孩把母親作為對象所給予的利比多精神專注（libidinalcathexis），這種精神專注曾通過壓抑轉變成焦慮，後者又接著表現為症狀，並依戀於作為母親替代者的父親。

我無法向你們表明這類研究的詳細步驟。

但我可以充分說明，我們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吃驚的結論，它與我們的期望正相對立。我們發現，引起焦慮的並不是壓抑；焦慮早在壓抑之前就存在了。相反，是焦慮造成了壓抑1。但是，已有的焦慮可能是哪一種呢？它只能是面臨具有威脅性的外部危險的焦慮，即現實焦慮。

男孩的確是在面對他的利比多要求時體驗到焦慮的——在這種場合，焦慮產生於對母親的戀愛中——所以，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一種神經病焦慮。

但是，這種戀愛中的利比多要求是作為一種內部危險出現的，而男孩必須放棄母親這個對象來避免這種危險，因為它莫名其妙地召來了某種外部的危險情況。

我們在研究的每一個病例中，都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但是應該承認，我們當時並未想到會發現，對於外部的現實的危險狀況來說，

1參見《抑制、症狀與焦慮》第四章。其中所考察的病例是「小漢斯」和「狼人」。——英譯注。

內部的本能危險本質上是一種決定性的、准備的因素。

然而，迄今為止，我們還沒談到作為男孩與母親戀愛的結果而被男孩所恐懼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現實危險。

這種危險就是被閹割的懲罰，就是失去生殖器的懲罰。你們一定會反對說，那畢竟不是現實的危險；我們的男孩並沒有被閹割，因為他們只是在俄底浦斯情結中與母親相戀。不過問題是不可能這么簡單就一筆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