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農部是來自馮紫英的建議。

實際上歷朝以來，朝廷口口聲聲對農業雖然重視，更多聚焦於土地、糧食價格和滿足民眾需要問題上，其他具體農業事務上都多由地方官府承擔了。

在中央層面，更多地關心糧食保障和賦稅收取上，只要糧食夠吃，價格不bào漲，民眾沒有因為難以果腹而造反鬧事，那就一切萬事大吉。

這也是典型的封建王朝朝廷官府管治社會事務的一個表現。

土豆、番薯和玉米的出現是一個契機，在北地的推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陝西、山西和遼東，這新三樣派上用場，能很大程度彌補了老三樣——小麥、粟米、水稻居於主導地位但卻在地理地質環境不太適合的山區、河灘以及零散地形下的缺陷。

無論是齊永泰還是顧秉謙以及官黃喬等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些來自所謂西醫的新農作物極大地改善了北地缺糧少田的困境，尤其是在山陝和遼東，山區對土豆、番薯的適應性讓一遇水旱災害就痛不欲生的官府如獲至寶，幾年以來的推廣也是不遺余力。

哪怕還是有很多人不太適應新農作物的味道，但是在填飽肚子高於一切的現實面前，土豆和番薯比起草根樹皮和觀音土來，簡直就是無上美味佳餚了。

設立農部，可以很大程度將這一塊的工作從中央層面開始抓起來，比如新作物的培育，對土地土壤的研究，新墾土地的規劃，糧食保障和儲備也會從戶部劃歸農部，戶部更側重於賦稅收取和使用。

這在之前也就向重臣們吹過風了，意味著很快就要付諸實施。

關於農部尚書的人選也沒有太大爭議。

馮紫英力薦徐光啟。

來自松江的徐光啟在南直隸士人中算是一個另類，不怎么結交士人，而且愛好也偏向於格物農學這些，所以在江南士人群體中也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所有人都認可此人是一個做實事的人，尤其是新三樣作物皆是其引入培育而來，這一點功績無人能否認。

加之畢竟也是江南士人，顧秉謙和黃汝良也認可，所以馮紫英一舉薦，原本對徐光啟信奉天主教這一因素有些不滿的喬應甲也就默認了。

對於幾位閣臣的陸續發表對自身分管事務的政略看法，馮紫英沒太大興趣。

早就看過了，而且也早就和他們溝通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准確的說這些政見中也夾雜有不少自己的觀點。

像顧秉謙提出的考成法，官應震加以補充和解說，禮部關於格物算術教育作為經義詩賦補充的一個探索，黃汝良對賦稅制度改革的一些探索性意見，喬應甲提出的對進一步加qiáng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一些見解，或多或少都有馮紫英影子在里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