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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大漢驃騎將軍府。

斐潛把玩著手中的新出一版的金銀銅幣。

因為金屬錢幣往往有容易認知，標識清晰，重量恆定的基礎條件，所以斐潛在推行了一段時間的交子之後，又重新改回了金屬貨幣體系。

華夏算得上是世界上鑄造錢幣最早的國家之一了，最遲在春秋中晚期，華夏大地上已經開始有了大規模的鑄造錢幣，而在整個鑄幣發展過程中，大體上經歷了平板范豎式澆鑄、疊鑄、母錢翻砂、機器鍛壓四個階段。

秦幣么，或許是因為條件限制，或許是因為工藝追求，亦或是當時以青銅為美，所以絕大部分的銅幣，都是多為含鉛量很高的銅合金，顯得顏色青黑。

而斐潛采用的銅幣，主要是鋅銅合金，顯得貼近於後世的黃銅，色澤更加喜人，也很容易和原本的五銖錢區分開來，即便是一些地方大戶企圖盜鑄，也未必能夠搞到色澤相近的銅材，所以也比較容易辨認偽幣。

至於銀幣和金幣，則是大概九五純度左右，以重量為計量單位，固然會有包金包銀等的鉛幣仿冒，但是因為銀幣和金幣的價值較高，一般來說都會比較認真的去辨別，再加上各大商戶都有新式天平，以固定的砝碼來對應金銀幣的重量，所以仿制的難度也是不小。相同重量的么，大小不一樣，大小一樣的么，重量不一致，要做到重量也一樣，大小也是一樣，那么費的功夫未必能夠賺的回本……

再加上斐潛現在采用的水力鋼模鍛壓，幾乎就是站在了當下鑄幣行業的前列，不僅是輪廓清晰，字體完整，還可以做到正反面同時有花紋和年號作為裝飾，雖然比起後世來還是很粗糙，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鑄幣的門檻，然後減少了刮銅剪邊的行徑。

『天圓地方……』斐潛呵呵笑了笑，『不過是牽強附會而已，錢幣之始，因用澆鑄，故需打磨，然以圓孔，便不易固定，故而用方形木定之……非以天圓地方而定錢幣，乃鑄磨困頓之故也……』

水力壓鑄的雖然比不上蒸汽機壓鑄，但是好在水力幾乎就是免費的，慢歸慢，日積月累之下，也是積攢了不少的錢幣，而且因為是壓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維持原本的天圓地方形狀，直接鑄成圓形實心體，反倒是更加省時。

當然，這樣的行為，在漢代還沒有被酸儒抵制，原因很簡單，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其實也流通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實心貨幣，就像是斐潛所言，天圓地方並非是真的有了這個理論才依照這個標准去鑄錢，而是鑄造的技術導致了孔方兄的出現。

斐潛笑了笑，說道：『新幣既出，舊幣當收。民可自行兌換，限時五年，屆時舊幣廢止，直用新幣。』

荀攸愣了片刻，說道：『回收舊幣？』

這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事，畢竟當年秦始皇的時候就干過。後續的其他封建王朝也都做過類似的事情。

斐潛問道，『公達可是有何指教？』

荀攸拱手說道：『不敢。回收舊幣，這損耗……怕是不小啊……』輾轉運輸，那個不是需要錢財？既然重量差不多，為什么不繼續使用呢？就像是五銖錢，用了整整三四百年，也不是不可以啊？

斐潛點頭，然後微微嘆息，說道：『回收舊幣，非謀其利，乃杜其害也……』

鑄幣也是要有規矩的，沒規矩，就玩完了。後世主要發達國家，然後宣稱自己沒有通貨膨脹，表示一切都是物價平穩，但是實際上即便是維持著5%左右的溫和通脹，物價在一二十年之後，就會翻一倍！

然而古代呢？

固然每個王朝末期，總有通貨膨脹，但是實際上整體來看，每個王朝都在盡全力的維護著貨幣的穩定。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古羅馬雖以三世紀的通脹臭名昭著，但在更長歷史尺度上，這只是極偶然的插曲。從公元前 150 年前後到公元 50 年，古羅馬的小麥價格只增長了區區 50%。

當然，如果僅僅從物價的穩定性來看，蠅國在實施金本位前的幾個世紀毫不遜於實施金本位後的兩百年。從 1200 年到 1700 年五百年間，除了 16 世紀小麥價格年均增長 1.5%以外，其它世紀小麥的價格變化幾乎為零。

即以華夏而論，實物證據比史書泛泛印象更能說明問題。

宋代銅錢標記了年號，年號在宋代更新頻繁，使後世的研究者得以用遺存的宋代銅錢構建貨幣成色的准年度數據。在宋三百多之間，作為流通主體的一文和兩文銅錢，重量和成色都極為穩定。

即便是糟糕透頂的辮子朝，其開國至 19 世紀中期兩百年間谷物價格也只增長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脹0.6%……

當然，最瞎搞的就是大萌王朝，死命印刷，導致大萌寶鈔一開始就注定是比廢紙都不如，擦屁股都嫌硬。元朝那么糊塗的，都懂得一年印刷量需要控制，大概維持在20萬錠，一個沒控制住印了150萬錠，然後逼出了朱重八，結果豬頭八上台，大萌竟然一年印515萬錠，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銀行的練家子們更是直接把發行量提升到了1500萬錠……

『董賊之時，以惡錢橫行……』說起當年的事情，斐潛多少有些感嘆，在這個環節上，其實他也是幕後小黑手，只不過斐潛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則是加在了民眾身上而已。

嚴格上來說，斐潛當時並沒有跟著鑄造惡錢，只是低收高賣，在貨幣價值高的時候借出貨幣，然後采購商品，然後等貨幣價值暴跌的時候，再以貨幣結算，賺取差價而已，雖說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還是屬於商業范疇。

董卓要鑄惡錢，不是因為董卓喜歡惡錢，而是當時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加上董卓將大量的貨幣自己私藏，不拿出來進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沒有銅可以鑄錢來支付相應的費用，以至於不得不開始鑄造重量更輕或成色更低的錢幣，用它們支付官員和士兵的俸祿薪水。

而董卓這樣的行為，則是掀開了大規模盜版鑄幣的序幕。

因為很簡單，小規模的仿制，其實是不怎么賺錢的，而且因為仿制錢幣上為了牟利，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即便是文盲的民間黔首也能發覺的，所以小規模的偽幣其實並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給偽造者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只有當朝堂公然制造大規模惡錢，並且以強制命令推行的時候，才是偽造鑄幣的絕佳時機！

所以實際上，當時董卓鑄造出現的惡錢，數量並不是最多的，而隨之而來山東士族的所謂『民間盜鑄』，才是真正導致五銖錢貨幣體系崩壞的根本原因。

表現在物價通貨膨脹上，古代和後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個平台期，而後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滾。

因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預謀的事先積攢大量舊幣，短時間內迅速熔鑄成新幣投入市場，否則所謂的那些『民眾』，就有充分時間置備私鑄工具，與中央朝堂爭奪鑄幣利潤。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濫鑄，往往是迫於財政壓力，如果國家府庫中已存有大量舊幣，哪里還用濫鑄呢？

所以，大多數選擇濫鑄的中央朝堂，是無力與『民間』的盜鑄者賽跑的，也搶不到多少鑄幣利潤。這也解釋了古代的幣值變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鑄幣經濟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視到極點，否則不會輕啟濫鑄，而一旦啟動了濫鑄，盜鑄就如火上澆油，造成急速通脹。

那么以律法來治理有沒有用呢？

有用，但是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鋌而走險者……

《漢書》中記載，王莽時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吿，與同罪……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故而，以收舊幣，可絕私鑄盜鑄之弊，亦可衡銅皿銅器之價也。』斐潛總結道。當然，其實回收舊幣還有其他的附加功效……

荀攸對於高深的經濟理論，自然是似懂非懂，但是他也猜出斐潛的一些潛在的用意，大概是指向了士族大姓方向，所以表示出了回收也是需要花費和成本的，但是既然斐潛堅持，荀攸也不會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