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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興六年已經即將走到了末尾。
雖然說斐潛和曹操依舊在對峙，但是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其實都將目標轉向了舊有的那些勢力。
或許是一種巧合，或許也是一種必然。
有時候斐潛會在想，為什么三國在後世會是一個持久吸引了許多人的時間段，或許是因為這個時間段里面的人物，或許是因為在其中發生的故事, 但是更多的，依舊是在這一段混亂之中碰撞出來的那些人性的光華。
不僅僅是有光明的，也有黑暗的。
有卑劣的出賣，也有璀璨的忠義。
每個人，從皇帝到士族，然後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在這樣的混亂碰撞之中, 迷茫，尋找，掙扎。皇帝不知道大漢怎么了，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百姓最能體會到了其中的慘痛和苦楚，但是說不出來。
亂世的掙扎，才是三國。
將一個碩大的大漢王朝摔碎了給人看
零散，破碎，不成型。
每一片都是大漢，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漢。
有人想要重新建一個，有人想要將其補完整。
而現在，曹操朝著荊棘邁開了腿，舉起了刀。
但是有人認為曹操這樣做沒意思
或許是因為這些人覺得社會的變革, 時代的變遷, 跟他們沒有什么關系。一個新的時代和舊的時代的碰撞, 文化的演變, 能讓他們多吃一碗粉么？就像是潁川傳來了變化和消息的時候，還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 只是在研究著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龍寺里面占據一席之地，亦或是新來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裝真漂亮，身材真窈窕，若是能那啥，便是那啥啥
大漢之風，又是有些變得輕些了
堂內，坐著的都是大儒。
或者說，是一定程度上，被認可的學者。
除了龐統荀攸等大員之外，還有鄭玄，司馬徽，黃承彥，龐山民，令狐邵，崔林，譙並，董永，張裔，王沖等等
這些人當中, 有一部分的人比較有名,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區域內有些名頭, 但是不管怎樣，今日坐在堂內，都代表了一個相同的身份，就是三色旗幟之下的帶鹽人。
大漢需要帶鹽人。
若是大學者不做聲，難不成天天去聽小學徒咋呼么？更何況小學徒也未必能發聲。
這就是斐潛應對之法。
嗯，其中的一環。
在青龍寺當下，有了越來越多的話題被挖掘出來的時候，斐潛覺得，有必要將這些學者都召集起來，相互通個氣，以免在某些環節的時候出現誤傷，亦或是不小心導致了整體思想上的偏差，至少不能被潁川的風給吹歪了。
這個氣，就是風氣。
大漢風氣。
有時候這個話題會顯得比較空泛。
可對於當下的這些人來說，這個話題剛好。
因為斐潛就是要讓這些人在青龍寺里面去帶領，去轉變。或許就像是曹操一樣，去面對荊棘，去舉刀砍伐。又比如管寧的薄葬理論。這個切入點其實很好，但是當下撬動的也僅僅是其中一點，而斐潛需要帶動整個的面。
當斐潛說大漢風氣的時候，眾人就相互看了看，或是沉思，或是振奮。
因為，文人其實比較喜歡風氣這個詞的，有時候動不動感慨，亦或是指點江山的時候，就喜歡用上這個詞語。
斐潛所言，自然也不是隨口亂說。在整個大漢，從西漢到東漢期間，風氣確實略有變化。有時候說風氣此詞太空，但是又是大漢上上下下在社會生活當中所表現出來的言行，或者說是一種社會群體心理和群體意志的外在表現，也是大漢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現之一。
漢初，偏急，偏輕，銳氣有余，而沉穩不足。斐潛緩緩的說道，時有楊子雲有曰，當取重去輕，取四重，去四輕，以重言、重行、重貌、重好為佳。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故以輕求重，乃漢初之風，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子亦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也，其意乃相合也。
斐潛說到了楊子雲，川蜀幾名學子的腰桿明顯挺直了一些，神采也略有飛揚狀。畢竟這個曾經的川中翹楚，也算是給川蜀好好的漲了一波臉。
在兩漢的時代風雲變化之中，從漢初最開始的輕狂到了後期求其穩重，這也是符合時代發展規律的事情，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開始的時候，都會走這樣的一個過程，但是因為前秦太短，而漢代算是第一個長期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體，自然更有些別樣的意味。
鄭玄點了點頭說道：漢初多狂放急切，君臣無禮而立，以至有飲酒爭功，妄呼以醉者，更有甚者當庭拔劍恐嚇擊柱之輩，皆因無禮而起，狷狂太盛之故。
斐潛微微點頭。
基本上來說，每一個王朝在草創期，都會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別的規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進行有效的領導，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這個人數，各種各樣的問題就體現出來了
這個定律或許有些偏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說明了組織架構管理上面的問題。就像是當下，斐潛的政治集團逐漸的擴大，最底層的官吏和斐潛的距離在被不斷的增大，除了在斐潛身邊的這一群人會比較容易的接觸到斐潛，並且受到了斐潛的影響之外，那些中層，或是底層的官吏在長期外放的過程當中，會不會出現一些問題？
水鏡先生司馬徽也說道：漢初叔孫通依世諧俗，制定朝儀，以定規矩，乃分輕重，此為長治久安之要也
對於在廳堂之內大多數參會者來說，都覺得自己能夠參加此次的會議，是代表了一定意義上的創舉，甚至可以說將見證，或是奠定了將來大漢治國理政的基礎和標准，每個人都十分的興奮，在鄭玄和司馬徽開頭之後，便是這邊一言那邊一語的議論了起來。
儒家么，似乎先天對於這種禮儀規范就很有興趣。
斐潛一邊聽，一邊讓王昶和諸葛瑾在一旁記錄。
整個執政的風氣，是從上至下的。
這一點毋庸置疑。因為下面的風都是散亂的，若是要以下面的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頭昏腦，毫無頭緒。
所以只有在政治層面上的風氣統一了，才會對於整個大漢社會層面造成影響。
就像是西漢初期，因為上層政治層面的原因，導致很多時候為了解決問題，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種法律法規，而這些法律法規又因為相互之間沒有很好的系統化，最終導致相互違背，甚至沖突。
西漢當中就有記載說當時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說明大漢當時即便是專門的法律工作者，也無法適應這種混亂且無序的律法，更談不上利用律法來有效的解決糾紛，調理社會沖突了。
以至變成了，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動不動就出台一個什么新法規，根本不講究什么相互關聯，也不管什么後續影響，顧頭不顧腚的法律法規，使得在漢武帝之時酷吏橫行。這些酷吏或許有個別人是忠心為國，但是絕大多數都是借著雞毛當令箭，以各種拗口混亂的法律法規謀取個人私欲，剛暴強人，害人不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吃過了苦頭的大漢上層建築開始轉變了風向，開始求謹求厚。
東漢光武帝中興之時，光武帝自己就非常嚴謹，持重避輕，不浮誇不奢靡，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這樣一個皇帝在前，大臣們自然也必須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開會的時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個方面，因為劉秀約束自己，所以他也對大臣，尤其是功臣較為寬厚。他常告誡功臣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這無疑是比較成功的，在光武帝時期的功臣，多數能夠善終。不像西漢開國將帥彼此間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見，爭功爭賞，人腦子打出狗腦花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