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所做許多事，其實最初的時候，往往只是源於一個很簡單的念頭，未必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完整宏大的全盤計劃。只是在事情做起來之後，或是有了更大的潛在價值，或是有些麻煩和隱患需要解決掉，緩步密行，漸漸有了一些局面。

比如最開始與庾條合作搞隱爵，只是為了要應付庾條向他討要財物的無禮要求，後來一步一步到了很大的規模。

而當下這一件事，其實開始也只是為了將郊外那些亂墳集中遷移到一個墓區，避免再干擾到建康營建工程的進行。只是事情做起來之後，隨著聲勢漸長，加入的人也越多，便也體現出了好處和隱患。

大凡要做事，永遠不要幻想能夠討好所有人，麻煩和阻礙總會不經意的顯露出來。後世有一句俗語，當一個人想要奮斗通往成功的時候，整個世界都會與其作對。這話或是調侃，但從不同角度而言，都是各有滋味。

盡量挖掘一件事的更深潛在價值，從而衍生出新的機會，這是沈哲子一貫的思路。遷墳這一件事鬧得聲勢這么大，都內矚目，如果只是挖個坑再埋一遍就了事，未免有些可惜。況且這件事背後所隱藏著的陰招暗箭，沈哲子也不得不防。

叨叨了那么半天，沈哲子就是為的讓眾人注意力暫且從這件事情上挪開，順此延伸下去。如果只是一人作言，未免有些乏味，謝尚對他的意圖了解倒是很恰當。他就是要趁著這件事所營造出的聲勢，主持編寫一部東晉的《世說新語》！

謝尚的話，給了眾人很大的啟，紛紛各抒己見，加入到了討論之中。

時下類似的筆記文志並不在少數，寫人的也有，寫鬼的也有。不過絕大多數都只是閉門自著，即便書成，也只是在極小范圍內抄閱流傳，很難獲得什么大面積的擴散和影響力。

不獨只是這些閑書，就連史書編撰都有這樣的問題。早年朝廷倒是試著官修中朝舊事，但是因為戰事連連，加上執筆者本身便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即便寫成一些，但卻不得時人承認，不如不修。而私修的史書，單單眼下能夠知道的便有二三家，即便有所成篇，能夠看到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苦心著作，但卻難得傳播，投入和回報不成正比，因而如果不是本身便熱衷於著述，時人很少以此而言志養望。即便有所創作，也多為碎片化的寫作，不成系統。

「前漢劉中壘輯有《世說》，不以義理精深為專，不以規矩方正為長，博采於當時，唯其活潑，尤顯可愛，遐思追接近古，使人深慕當時。今日若能畢集前賢舊事，再作《新語》，不涉義理，不置臧否，從實而錄，莫失莫忘。」

沈哲子鋪墊良久，又眼望眾人議論紛紛，然後才笑語說道：「譬如前日有感而生妄念，今日難禁澎湃，再作浪言，不知諸位可願予我善助，共襄此事？」

話都已經講到這一步，眾人還有什么推脫的余地，況且也根本沒有推脫的必要。這種事情本來就是一樁雅事，誰家都有幾個名重一時的祖宗，而這些人也大多有些值得記錄的事跡。以往他們庭內相傳，雖然自豪但也不乏厭倦，眼下卻有一個機會能光明正大講出來，傳示於眾，更增家聲。

於是在聽到沈哲子所說，眾人都紛紛聲應和。甚至於有脾氣急躁的，身在樓下已經按捺不住，匆匆行到樓上來，唯恐錯漏了自家祖宗光輝事跡。

這其中極為熱切者，像是桓溫、王述等，本是名士之子，但是由於自身乏甚雅趣，不得時人高眼，心內也恐父輩事跡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如果能夠借著這個機會將父輩風雅姿態記錄下來，不只對先人有追緬，對自身也是裨益甚大。

不過也並非所有人都熱衷於此，類似王羲之這種家世本就清貴，不必以此揚名，還有殷浩和王濛這種本身便有清譽雅望，父輩反而乏甚可陳，對此便不免興趣缺缺。

殷浩坐在席中大半天，一直堵得有些難受，找不到可以暢所欲言的機會。這會兒他心情其實很復雜，眼看著沈哲子如何操縱集會的氣氛，妙不留痕，就在這不經意間便促成了這樣一件大事，也實在是不乏欽佩。

隨著沈哲子的引導描述，這一部還未成形的《世說新語》已經被定下了一個追慕前人，描摹當時的基調，銜接著各家為先人立冢的浪潮，加入到其中的人眾又這么多。可想而知，書成之日會在當下造成怎樣的影響，起點的格調已經勝過時下諸多此類的傳記。

沈哲子當仁不讓作為主持編纂者，可想而知也會因此書而文名大盛，乃至於令其整體的聲望再上一個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