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鼎倉皮劵的銷售，除了前期投入的各家分利以外，那每股十萬錢的股金還是建康城營建下一步的啟動資金。既然庾曼之這里銷售情況不是很好，沈哲子索性讓他將剩余的部分都轉給任球，由其再往外售，趁著價格還不錯，盡快將資金回籠。

至於那些錯過今次入場機會的都中各家子弟，日後倒也並非沒有機會再加入進來。日後隨著供股的成本增加，那些商旅們勢必不會將太多浮財投入進來，免不了要轉手出去。又或者干脆將之饋贈給官宦人家，以此換來庇護。

在古代這樣一個社會，尤其是東晉這樣一個年代，官員所享有的特權實在太多，乏甚制約，幾乎沒有有效的制約。因此，並不能展出來完全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健全的金融產品，一切的利益輸送，終究還要向權力看齊。

這種現象，其實也並不僅僅只是東晉的弊病，應該說是農耕社會生來俱有的弊病。因為大量的社會生產力被鎖死在土地上，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任何的商品經濟僅僅只是權力的附庸，在生產力沒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爆時，資本其實很難徹底翻越權力所設置的障礙。

沈哲子所搞出來的這些構想，其實很難稱之為資本，因為這個構架的核心還是以權力為基礎。假使他家沒有獲得眼下的勢位，完全不可能號召那么多人家真金白銀的投入進來。當然，還有中樞暗弱，不能對占有資源的南北各家進行有效的控制。

別的不說，單單台中如果看鼎倉不爽，直接強令少府撤出，那么這個組織就會即刻崩潰。可是現在，隨著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台中自然要投鼠忌器，絕對不敢進行太強力的干涉和管制。

所以，沈哲子這一套的計劃，只是針對於眼下這個特殊的時代所構架起來，換了一個時代且不說做不得做得成，即便是做成了，崩潰起來也簡單的很。更遠的不說，單單沈哲子未來過江以後，隨著他掌握的軍隊和土地越來越多，要不要廢除這個組織只是在他一念之間而已。

這應該也算是時代的局限性，許多在後世看來應該能大益的制度，換了一個環境便會變得脆弱至極，根本就經不起折騰。

庾曼之原本還以為自己做的很好，結果在任球這里又受到了一次打擊，心情實在黯淡。他眼下在都中也沒有什么正式的任事，索性告辭去找沈雲喝酒去了。

待到庾曼之離開後，沈哲子便問起了任球其他的布置。過去這段時間，他做的事情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圍繞建康城的營建，隨著鼎倉的建立，事情已經踏上正軌，剩下的由其自由展就好了。

至於別的事情，摘星樓那里聚集了都中大量的年輕人，各個激昂憤慨，自比於東漢時期的黨人，生怕沒人去找他們的茬，最好是把摘星樓拆了，給他們的行為更添悲壯色彩。

這些事情，沈哲子在決定節錄《徙戎論》公布於外的時候，便已經有所預料，眼下倒也並不感到意外。他也懶得再去過問，那些人叫嚷的再怎么凶狠，過過嘴癮而已，或許能將北伐這個話題再炒熱起來。只要宿衛沒有失控，他們就脫不了韁。

還有就是被沈哲子派去琅琊郡的幾個門生，算起來那個卞章歸鄉也有些時日，倒是不知在鄉里經營的如何了。

聽到沈哲子問起此事，任球便笑語道：「那個琅琊卞氏仇家真是不少，卞七郎剛剛歸鄉露面不久，都內各寺署有司便紛紛收到琅琊郡內人家的檢舉。為了壓下這些檢舉，我近來也是多與各寺署吏員走動，倒是沒有鬧出什么風波。」

琅琊卞氏被抄家罪名是謀逆，但這是庾亮在世時的舊案，最初的風頭過去了之後，眼下已經不再被提及。

就好像歷史上的吳興沈氏，沈哲子老爹作死，家業盡毀。但是由於琅琊王氏沒有垮，王敦謀反這件事很快也就平息下來，許多原本王敦的舊員也都免於被清算，又漸漸變得活躍起來。

比如陶侃的親家廬江周氏周撫，只是在王敦被滅最初逃到了蠻部躲了幾年，風頭過去後歸鄉閑居，被禁錮一段時間很快又得到進仕的機會，甚至還參與了桓溫滅成漢一戰，後來官居益州刺史。

而沈家則要慘一些，全家只剩下一個沈哲子的小兄弟沈勁，因為背負謀逆之名甚至連鄉議定品的資格都沒有。後來也是走了王胡之的門戶，才謀求到一個北伐的任事，後來死戰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