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沈哲子告知陶弘事情已經解決了，陶弘整個人都有些呆滯。

他也曾在沈哲子麾下做事，明白沈哲子能夠調用的資源之龐大，所以才求上門來，正是因為這件事對沈哲子而言並不算什么大難題。可就算是如此，他也沒想到解決的這么輕松簡單，這對他大父而言都算是一樁難題，可是落在這位駙馬身上，仿佛只是幾句話那么輕松寫意！

望著陶弘的愕然，沈哲子也是不乏感慨。這件事的解決過程看起來簡單，背後卻凝聚著他們沈家乃至於整個吳人群體，在過去這些年里的努力經營，以及在時局中所取得的長足進展。

這種跨地域的調配資源，其實思路很簡單，我既然做不到，那我就交給能做到的人去做。可問題是，就算有人能做到，為什么要聽我的？

原本只是幾句話就能解決的事情，當中所蘊含的利益權衡、得失取舍，並非只言片語能夠盡言。哪怕是在沈家與王家對峙有了結果之前，沈哲子要說服那些江州人，都需要大費唇舌，而且未必能夠說動。

可是現在，事情卻變得簡單起來，原因則更加簡單，那就是時人對他有信心了！同樣的一句話，同樣的一件事，因為他所處的位置不同，說出來、做出來，意義也會有天壤之別。

沈哲子也不是妄自尊大，這件事陶侃做不成，甚至就連王導都做不成。如果不是他，時局中任何一個人都做不成！這是他過往所有努力取得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得道者多助，大道理誰都會講，但「道」是什么？又怎么去得到它？

「此事，我已托付江州相好人家去完成。世兄身系公務，我也就不便強留。若是近日就要離都，歸於荊州之日，物用應該也將抵達，放心接收即刻，後續自有我來完成。」

沈哲子笑語道：「與陶公一別，至今已有年余。久不聆聽賢長教誨，於我可謂遺憾，幸在不乏身教。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陶公所為，此之謂矣。身系國任，矢志辟疆復土，不讓胡虜久虐中原！壯志者，行不孤，前賢未已，後繼有人。丈夫以此自勉，來日攜手破賊！」

陶弘也實在歸心如箭，而且對於沈哲子的保證尚有幾分遲疑。事實上他大父陶侃也是不乏與江州人家交涉，得到的回應只是諸多推諉訴苦，實在沒有那么好說話。

於是在與江州人家約談兩日後，沈哲子便將陶弘送離建康，同時也見到了陶侃的另一個兒子陶斌。只是陶斌對於沈哲子就沒有什么好態度，大概是以為沈哲子不想幫忙，隨便找個說辭敷衍。

對此沈哲子也並不多做解釋，況且根本就沒必要與陶斌解釋什么。他對陶侃是不乏尊敬，但對陶侃的兒子們，說實話，有些看不上眼。陶侃以寒門之身，成長到權傾天下，半執江東，自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可是權柄勢位一世而斬，如果說僅僅只是家世的緣故，那也並不盡然。

總之就是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子未必好漢。所謂血統優越，又或門第優越，統統都是放屁。無論古今，每個人自身的努力，才是一個人最不可抹殺的立身之本。

在後續與江州人的接觸中，沈哲子也在強調一定要拿到陶侃開具的回執，一方面是作取證，另一方面也是留下一個借據。要知道，他在建康原價補償，那也是需要掏出實實在在的錢糧。他願意幫助陶侃，但也是救急而不救窮，不可能做好事而不留名。

別的不說，陶侃到現在對於江夏還是不肯放棄。所以哪怕溫嶠這里已經談好了，沈哲子還是沒能安排譙王出都赴任，也是在擔心陶侃會有抵觸。經過這一件事，他希望陶侃那里能夠投桃報李，有所表示。

雖然這不免有私相授受之嫌，但這就是這個時代做事的方式。一切仰於台中決定自然是政治清明，但問題是台中也要有那種掌控力啊。

另外一點就是，陶侃那里用兵襄陽，無論其成或不成都是一種試探。陶侃那里取得什么成果，庾懌這里肯定也要有所調整。如果陶侃順利的話，那么豫州步子不妨邁得大一些，即便不能完全恢復舊友局面，如果能夠取回合肥，將防線往前推進一大步，這對於建康人心的振奮，其實還要甚於襄陽的收復。

畢竟，豫州的全不設防，始終是高懸在建康頭頂上的一柄利刃，有著切膚之痛。

如果庾懌挺進合肥，那么荊州方面、徐州方面都要有所配合，做出相應的調整。總之這二十萬斛糧，沈哲子是不可能讓陶侃白拿的。

而且，這一次的借糧，對沈哲子而言也是一個嘗試。他本身對於鼎倉的構想便極為宏大，希望鼎倉的存在能夠取代一部分或者說完全取代朝廷對於四方物用的調配職能。

當然這么說也不准確，本來朝廷在這方面的能力便已經盪然無存，與其說是取代，不如說是重新建立。

吳中那種包稅法，沈哲子是希望能夠借助鼎倉在整個江東普及開。由鼎倉代替地方郡縣支付賦稅台資，而地方郡縣則將這一部分支出預存在鼎倉。讓鼎倉充當地方和中樞的橋梁，從而獲得一個更大的調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