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入冬之後，淮南尤其是壽春的氛圍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往來客旅變少，不要說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後那繁忙景象，甚至較之前兩年都差了許多。

造成這種現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較樂觀的一個理由是，淮南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經過往年不遺余力的鋪設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實力能夠跨境北上淮南經商的時人，差不多都有來此行商的經歷。

這過程中自然有贏有虧，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則逐漸壯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數由行商轉為坐賈，在淮南當地置辦了不菲的產業，儼然已經便成了本地人。

還有就是淮南商運模式的成熟，晚春一直到入秋這幾個月的時間里，因為水路運輸的便捷旺盛，成為一個繁榮的運輸並儲貨期。而秋日之後，運輸成本便陡翻數倍，加上淮南當地儲貨亮驚人，基本能夠滿足市場所需，即便耗時耗力運來貨品，也難獲得豐厚的回報。

而且經過有一年的發展與積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經具有了相當扎實的自給能力，今年向外開具的訂單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兗州等幾郡已經從去年的淪陷區轉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為買家的鄉宗們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關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購。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與民間兩個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縮，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顯得尤其蕭條。用沈哲子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時代的機會窗口已經逐漸合攏，類似往年那種以小博大的黃金機會已經越來越少。

當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個低潮期，也與都督府政令的改變有關。往年為了吸引江東人力物貨的北輸，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謂是極為粗放，除了對少量禁品管控嚴格之外，其他方面幾乎沒有更大的約束。

尤其在行商最為重要的運輸通道和運費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說是此前歷代、包括一些割據政權在內都不具備的優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開始，都督府在這方面的管制便日漸嚴格起來。比如去年直接引發合肥事變的私運事件，今年成了重點打擊的行為。

盡管去年都督府通過對那豫章羅氏的處罰已經彰顯出態度，但人為財死，這種近乎白撿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隨著江東朝廷與淮南都督府關系日漸嚴峻，在地方上的鉗制也變大，通過重點懲處這一部分商賈來打擊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當一部分商賈都因此一類的原因而貨品被沒收，人員被監押，損失慘重。

去年合肥事變，沈哲子有不得不發作的理由，但是今年，盡管明知道台中是存著打擊報復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將都督府權威濫用對這些明知故犯的商賈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從整體上考慮。往年那種賈事興旺，是建立在江東多年積累、乏於交流的基礎上。

可是隨著近年來的大規模南貨北輸，那些民間儲備也漸漸要達到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災人禍，或許還要求助於外。

而中原之地潛力還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廢待興的起步資金，如果還需要頻繁的外部輸血才能維持經營，本身已經失掉了收復其地的最大意義。

因此，就算沒有台中的打壓，沈哲子也不打算繼續大力抽取江東元氣。雖然未來他的基本盤會挪到中原，但江東若是虧空過甚，也不符合長遠的利益。

任何的統治結構，都是層層向下鋪開，統治者一個念頭經過層層放大後，真到底層落實的時候，往往會面目全非。管理構架越臃腫，這種扭曲變形就會越明顯。

沈哲子同樣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天下人不是他的應聲蟲，有的事情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這樣一個尺度，但並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場去看待得失。

維持很久的路線，如果突然頓足，不獨會民怨沸騰，甚至就連都督府本身構架都會出現動盪。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屬官背後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維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這會讓很多人都不適應，甚至因此積弊叢生，從內部崩潰。

從這方面而言，沈哲子還要感謝台中今年對賈事的大力打壓，雙方這種政治上的對抗給過於繁榮、已經超出生產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緊急剎車。見效顯著的同時，也讓沈哲子避免了許多道義上的指摘。

由此看來，有底線的對抗未必是壞事，若真的內外沆瀣一氣，執政者的聲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挾，不能保證一個穩健的步伐與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