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今次歸都，給京畿整體造成的轟動其實並沒有太大，甚至都內絕大多數時人都還不知梁公已經歸來。

一則是因為歸都之後他便直入台苑，而後便一直加入到皇太後的喪禮進程中。二則也是因為都內亂後新定，百業亟待恢復，民眾們對於這種迎來送往的閑事本身興趣也不甚大，只需要知道梁公歸國掌勢，不會再有動盪頻生那就是極好了。

這種狀態其實也是沈哲子樂於接受的局面，他雖然久來便背負邀取眾寵的指摘，而且也的確不乏這方面的舉措，可是自此之後他的形象也要發生變化，將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秩序創建者，而非此前的維護和挑戰，所以反而希望自己人望不要太高。

活人崇拜是一種極為惡劣的情感表達方式，尤其對於普通人而言，更能極大程度混淆其是非、善惡並價值取舍這種基本的社會倫理觀念，往往體現為一種不可理喻的癲狂。比如後世二戰中犯下滔天罪惡的某國島民。

作為一個秩序的創建者，沈哲子不願將這種不可控的情愫作為社會管理的一種手段。不要說活人崇拜，甚至就連宗教，沈哲子都存有一份警惕。

國人在制度建設上向來早熟，戰國時期便分頭各自探索，直至秦國一統，於制度方面的探索可以說是臻於大成。就連後世許多政體，也僅僅只是建立在當時那種物質基礎充足並符合意識形態的需求，但若說先進完善，未必就比秦法高明。

華夏國運雖然不乏斷層，但卻一直能存續繼發，這與深厚強大的制度建設能力是分不開的，雖然各朝各代創制也有不同，其實也是一種易皮法骨，一脈相承。

對現在的沈哲子而言，人望已經不是他排在第一的需求，甚至某些時候還要視情況做出一些自損人望的舉動。依靠人望普選上台的王莽，極短的時間內將天下玩得稀碎，應該是他這種穿越眾深以為戒的案例。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領袖，其意義所在並不在於努力滿足所有人的願景需求，而在於混沌當中堅持篤定的給時代指明一個前行方向，並且有效的調動集結整個社會的資源向此而行而有時候這個方向真就未必能夠符合普羅大眾的期許。

隨著沈哲子歸都，江東其他州郡也都各遣使者歸都奔喪，甚至包括被堵在宣城、進退兩難的褚翜。褚翜是跟隨江州使者返回建康的，其人歸都也在台內引起了一輪不小的騷動，畢竟到目前為止，褚翜仍然是名義上的台省首輔。

不過褚翜歸都之後稍作進拜，而後便歸家閉門不出，並沒有上演台臣們所預期的與沈氏的正面碰撞，也讓一部分時人大感失望。

整個國喪期一直持續到了四月中旬，皇太後靈柩北入雞籠山與肅祖並葬一處，這才算是告一段落。

當然，後續還有各種收尾的喪葬典禮，約莫一直要持續到年尾，但那都是定時定制，已經不需要整個中樞都圍繞於此而運作。

皇太後歸葬完畢後，沈哲子自然也不需要再長留台苑，入苑去將妻兒接出，興男公主處喪避居烏衣坊公主府內，至於小兒阿秀早被急不可耐的沈充派人接回了沈公坊的家宅。

此前畿內動盪，沈氏族人泰半散出，不過隨著局勢有所逆轉，又都次第聚回。而沈公坊家宅中除了沈氏本宗族人之外，也有大量的鄉宗時流依附而來，隨著國喪解除、父子歸家，頃刻間便是門庭若市。

梁公久在江北，今次挾大勢歸都，入執台事已經定局，而沈家的嫡長幼孫阿秀也是第一次南來歸宗，這兩件事無論哪一件都是家門大喜。

所以一俟換下哀服，沈充便於府中大宴賓朋，並親自將自家小孫子抱在懷里，直入拜望沈氏一眾宗親長者。這小兒倒也並不怯生，於沈充懷內咿咿呀呀、手舞足蹈，更是令得沈充開懷大笑，更覺人生達於至美。

沈充高興的最直接表現，那就是撒錢，凡是看顧阿秀小兒的家人仆僮，俱都得到重賞。甚至有幾位公主孕中便北上隨侍的年長婦人們，更是直接得到了一整個偌大庄園產業的獎賞，豐厚到不能以錢財計量。

當然如此豪賞，除了沈充本身性格使然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沈氏家門策略的改變，那就是大規模的減持資產。如果說此前還是做前期的准備，那么隨著沈哲子過江之後，馬上便要對江東進行新一輪的整改，這便算是最後的鋪平道路。

此前沈充詐以遇刺而逃離建康，雖有不得已的理由，但於鄉情上也的確是多有虧欠。尤其都南吳人產業聚集的地方，更因被庾翼的歷陽亂卒占據哄搶而受損良多。所以沈充歸都以來，也多以補償為名將沈家在京畿周邊的產業拆分贈送給一些受損嚴重的鄉宗舊好，以補償他們各自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