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較之中朝最盛時期仍有差距，但中樞與地方的行政能力與效率遠非中朝可比，最起碼一點是杜絕了地方豪強的上下遮蔽，這就使得洛陽中樞權勢大漲，遠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來，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這一點得以確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雖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簡潔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便是事權重疊、模糊與泛濫。普遍存在著一種一事多管、令出多門，而往往真正的要務又缺乏管制與監督。

這種現象的形成，也非一時積弊。魏晉俱為權臣霸府得國，而權臣存在本能就在於模糊事權、盡量的攬權專擅，事權的重疊與模糊，有利於他們將真正的權力攫取、篡奪到手中來。

即便不論魏晉，哪怕追溯到後漢時期，光武帝大隕石術中興創漢，其人一生功業或是值得誇贊，但所留下的這一個東漢朝局，從一開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躍進之後的一次大退步基礎上。

東漢無明君而不乏名臣，歷代皇帝幾無中興之英明，而所謂的名臣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褒義，僅僅只是名氣大而已。所謂漢以強亡，並不是說東漢真的國力強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強臣僭主的基礎上。這一點在東漢末年的諸侯割據中，可謂是表現的淋漓盡致。

東漢本身便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態，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踐踏弄權。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誰也稱不上是什么絕對正確的一方，無非黨同伐異而已。

後世三國雖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吳無論哪一個，也都只是從流適亂的權力媾和，算不上一種常態的政治構架。並不是因當時人智力不濟，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標榜一斷前朝，那么無論是前晉新朝，還是更前的魏蜀吳三國，包括東漢政治在內，其實都乏甚借鑒的價值。但是制度的創設，又不能憑空而生，必須要立足於當時當世。所以後世重歸一統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現成可供借鑒的模版。

雖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離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間還有著幾百年的跨度。但這中間幾百年，都是戰火紛飛的南北混戰，關於制度上的探索其實可以說是陷入停滯的原地踏步。中間縱有英主一時涌出，提供了一種可以暫作維持的制度模式，但終究不能考慮到南北普羅大眾的切身得失。

幾千年的歷史進程，當中雖有苦難給予了諸夏生民以無盡痛苦，但也不得不說，正是因為屢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斷續，才使得諸夏得有不斷進步的動力與空間。

在這個進步的過程中，不斷有遠近諸夷崛起而勢大一時。但俗話說得好，沒事走兩步，鵲起於一時、桀驁於倏忽，沒有經歷過時間偉力的考驗，又有什么資格恥笑一個榮耀與恥辱並抗、至今仍奮勇而前的文化傳承！

因是洛陽中樞在改制的時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這一盛世模版，明事權而斷職任。

中書長官詔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務的杜赫自然當之無愧而就任中書令。尚書則管行政，下屬六部各任職勞，江東老人賀隰與河北名流崔悅分別出任左右仆射，至於尚書令則因事權過重而暫不選任。

中書省與尚書省本就前朝舊制，此次改制不過更加明確彼此職事，算不上是創建。那么門下省的單獨創建且定為中樞三省之一，則就可稱一種開創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書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參與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門下省的前身，也可達於中朝前晉。但在此前，門下或是稱省、或是直稱侍中寺，大體相當於最初的尚書，僅僅只是作為皇帝的親信侍從，處境可謂尷尬。

特別是在南渡中興之後，皇權本身便不振，依附於皇權的侍中處境則就更加艱難，或是作為權臣加官，或者僅僅只是將人投閑置散而又表彰虛榮的一種安排。

可是現在，門下省被獨立出來，並被賦予執掌機要、共議國是，甚至給予審查詔令、簽署奏章的大權，中書詔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給予封駁，則就成為皇帝的意志體現，用以制衡中書省權重，是對君權的再次延伸。

至於政務六部，則就是對魏晉以來的分曹任事進行制度上的加強，使得六部尚書得以真正的參與國事行政，令中書相權再次下方，對於皇權的加強更是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