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事權下放的過程中，皇帝陛下更是親自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表示出對於縣令這一級主政一方官員的重視。像是大業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連續數次親臨中書省，主持各地縣令選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學府創設經年，培養出大批時流少賢，但這些人或限於年齡、閱歷等等，還沒有達到大事推之的層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則恰如其分。

這些人可謂是真正的天子門生，入學天中以來，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響。現在他們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將一身所學推及四方，實實在在的給世道帶來深刻影響。

在朝廷內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並無職官，一品者，天人也，僅僅只是作為老臣哀榮追贈，特旨一品寄祿。

從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並為六公，至於充滿霸府味道的大將軍、大司馬職則廢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為榮授而非常職。

正二品為三高官官，也是台省正式任事官員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書省左右仆射特進正二品。從二品為東宮三長、諸軍區大都督並禁衛六軍都督，畿內及陪都諸尹即洛陽、長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為三省副職、六部尚書、東宮三客、領軍都督、太常卿、宗正卿並上州刺史等。

至於作為地方各級官長中新貴的諸縣縣令，則依縣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從七品。同時，縣令一級的官員能否快速成長起來，也關系到大梁整體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諸州劃分之所以需要分步進行，主因並不在於事務繁重與否，而在於朝廷缺乏擁有執政一方經驗與能力的官員儲備不足。

雖然此前洛陽行台也儲備了相當一批人才，但是之後河北、山西的收復同樣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閣少賢專項培養，在短時間內，朝廷仍然缺乏足夠成熟、能夠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員，只能等待基層才力成長起來，才能將改革繼續深入推進。

整個大業元年，洛陽朝廷都在忙碌中渡過，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於三省宰輔留宿於設於門下省的政事堂，則更是家常便飯一樣尋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獲，當大業元年將近尾聲，中樞制度改革算是暫告段落，中樞與地方都開始井然有序的運行起來。

當然改革的步伐並不會就此頓住，像是明年之後，內外政令、職任都已經運行過一段時間，優劣如何肯定也都會有所彰顯，因此僅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台便需要仔細擴充起來。

因此在大業元年末尾，遠留守長安的李弘便被調入朝廷，正式擔任御史大夫，開始選募諸侍御史、監察御史並各州縣觀察使，可謂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與政務上章制悉定向呼應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討逆的軍事方面，同樣保持著高歌猛進的姿態。

河北謝艾所統王師仍在穩定高效的打擊圍剿著以石虎之子、偽趙王石遵為首的羯國殘余，並將羯國殘余勢力驅出原趙郡、新興郡等區域，將這些羯國殘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門、代郡等邊地，再也沒有力量去破壞河北整體的入治情況。

與此同時，隴右王師也是頻奏凱歌，在原涼州州主張重華出走東歸入洛之後，原本涼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復存。

庾曼之在接手張重華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鎮之後，隨著關中援兵抵達隴上，即刻便向盤踞於張掖、酒泉等地的張祚勢力發起進攻，數戰皆勝，直將張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並最終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膽寒之下獻上張祚首級。

大業元年末尾，以隴右獻捷而告圓滿結束。臘月中，皇帝陛下攜同台省文武群臣，於舊洛軍城並觀演武。此次演武，各邊精銳軍眾與會者共五萬之眾，甲數雖然不可稱為至盛，但論及精悍勇武，則遠邁近代，不遜古朝。

演武之後，皇帝陛下詔示諸軍，將於天中再設講武堂，令各都督區、軍府並鄉屯並選武貢，朝廷兵部以射策、韜略、弓馬、抵技、軍器、營庶等六科武試選才，六科優選並授牙門、驍果校尉，為國儲力，選赴戎用。

此次武舉，耗時三月有余，內外諸軍精勇並百姓驍勇樂戰者俱活躍其中，優中擇異最終選出牙門將才三百六十人，並授舉人，以武名號。這已經是轉年春末，諸武舉將才追從奮武都督、汝南王沈雲大軍南下，匯同原荊州鎮卒正式向蜀中成漢政權發起滅國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