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曾家輝看來，黑磚窯與地方黨委、政府存在著畏難情緒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是眨一只眼閉一只眼。在他看來，磚窯並非暴利行業，但雇佣智障者為勞工的黑磚窯緣何屢禁不止，值得反思。從雇佣智障勞工事件中，可以看出存在人販出售、包工頭購買、窯主雇佣這樣的「黑磚窯智障勞工」利益鏈條，其背後極其可能有成熟的團伙犯罪。不難推斷的是，參與這一利益鏈條的，會有多少「黑磚窯」、還有多少「蔣老板」們為非作歹，實在難以想象。而讓他感到憤懣和無奈的是，三江省黑磚窯事件查並不是難題目，而難在智障者們如何送返、案件如何定性、共犯如何確認等，這些都將面臨相當的阻力。因為時間久遠證據獲取艱難、智障者表達能力有限、共犯線索的難以鎖定等。這樣的現實，注定為徹底摧毀「黑磚窯智障勞工」利益鏈條蒙上了陰影。不難猜測，這些黑磚窯在被媒體報道後，當地那些尚未發現的黑磚窯，必將「潛伏」得更深，等此輪嚴查過後，很可能再「浮出水面」。

他也很清楚，地方政府長期搖擺、游移的畏難情緒，成為類似黑磚窯非法用工屢遭打擊，仍不斷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說，對於一些非法用工的多發區，當地政府一般很難組織起常態的多部門聯動的督查機制。通常的情況是，唯有接到舉報，這些類似黑磚窯非法用工才會被取締。當地各級相關部門對黑磚窯非法雇佣智障者的事，沒有理由一無所知，但緣何沒有進行大范圍的深入徹查呢？

在黑磚窯再現的暗影里，不能徒留嘆息，起碼應該對幾個問題進行深入反思：第一，如何舉全社會之力興辦智障者托養機構。這是涉及面較大的體系構建，對各級政府財政以及相關機制、法律的詳盡設計而言，是不小的考驗。第二，如何在合適的時間，將暴力強迫勞動罪細則納入到刑法。原因很簡單，提高懲罰力度，是杜絕「黑磚窯智障勞工」以及類似非法用工的方法之一。第三，「黑磚窯智障勞工」是極端事件，而如何在當前的經濟和勞資關系背景下，盡可能有效、全面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則考驗著各級政府的能力與智慧。

帶著這樣一種認知，事件調查組迅速趕赴三江省。

三江省面對媒體的報道和調查工作組的突然降臨，顯然有些措手不及，他們甚至問：「真存在這種情況么？我們自己怎么不知道？」

面對這樣失責的疑問，曾家輝只能搖頭。

他在「蔣老板」的黑磚窯親眼所見，受苦的農民工，大量的智障者，這且不說，還有許多中學生和一些小孩，有的孩子不過十一二歲，他們都干著大人們都不願干的重活，而且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拳打腳踢是常事，棍棒伺候只等閑。哪個孩子稍有不從，就會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烙背以至於血肉模糊，傷情惡化而奄奄一息，想逃出去幾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孩子已經被「禁」達五六年，有的已經成了「野人」。

曾家輝不禁在三江省的情況通報會上質問，「這是哪里的事兒？發生在奴隸社會嗎？不是的。這些事情發生在三江省的一些窯場，而且眼下還正在上演，這是我親眼所見。」

三江省的領導們沉默了，誰也沒想到一個正部級官會潛入黑磚窯。

曾家輝講得是義憤填膺，「這些人都是被拐賣、搶去或者是騙賣到黑窯場的，他們的父母正歷盡千辛萬苦找尋這些孩子，可是他們不僅要飽受尋找之苦，有時還要受到威脅和恐嚇。」

這也是事實，從新聞媒體報道之後，反饋的信息了解所知，有的外省家長到當地的派出所報案時，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孩子是在三江省丟失的，強制用工的窯主也是三江省的，你們應該去三江省報案……」

更有甚者，有的孩子曾經被有關部門解救過，可解救的過程中竟然又被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倒賣到另一家黑窯場去了。如果說黑窯場里的場面讓人觸目驚心，那么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的行為則讓人瞠目結舌！如果說黑窯主的惡行讓人怒不可遏，那么執法者的態度則讓人出離憤怒！

再入三江省的途中，曾家輝的思緒一刻也沒有停止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