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家干過磚窯，熟悉流程。」

「你跟窯主承包的協議內容主要包括哪些？」

「我只承包窯主出磚，出一萬塊磚窯主給我幾十塊錢，不負責銷售什么的，我只負責招用農民工、安排他們吃住、付他們的工錢，以及對他們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你在什么地方能夠找到農民工？」

「火車站就可以找到農民工。一般火車站周圍都有一個很大的中介市場，不正規，其實就是黑中介。那個地方每天有上千人在活動，全國各地的都有，這其中有的是找活干，有的是找農民工，可熱鬧了。實際上，火車站這個市場已經存在很多年了，我們都知道招用農民工到哪里最容易找到。此外，也有一些勞務中介市場，事實上，眼下許多地方的火車站、汽車站已經成了勞務中介市場。」

「你怎么找到干活的人，通過什么渠道？」

據這名包工頭介紹，在火車站有不少想找活干的農民工，常常是寫上一塊牌子，放在自己的腳下；此外，火車站周圍的旅館、飯館為了招收臨時工，采取同樣的方法，這其中有的是正規的，有的是偷偷干的；有一些人會走到農民工面前詢問：你想找活干，還是想找干活的？不少像社會痞子和小混混的就專門干這個「差使」，他們不會告訴你自己的真實姓名，只是告訴你一個小名、綽號或者姓氏，像「黑蛋」、「小陳」什么的……他們相互聯系的方式比較固定，他們若是出面，外地來的農民工一般會跟著他們走，原因是害怕他們。

曾家輝倒是了解過這樣的情況，「那你招用去磚窯干活的農民工容易嗎？」

包工頭表示還是有點困難，「年輕人或者有點本事的不願意干，若想找到一批工人往往需要等上好幾天甚至一個星期。比如，我承包的磚場需要招用三十多個農民工，因為一次招不夠，所以一共分成四五批次的招。」

「你找來這些民工，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你付出了多少本錢？」

包工頭似乎想了一會兒，在一旁的民警嚴厲的讓他老實交待之後，才慢慢的道：「少數是我自己找來的，大部分是通過當地人在火車站幫忙找來的。一個叫黑蛋的人就給我介紹了七八個農民工，我當時在火車站附近租了幾間房子，找來的農民工就住在那里，等湊夠一車人，便叫來出租車將他們送來。此外，這幾十個農民工分別來自不同的省市。要說花銷也是很多的，首先要付介紹費。黑蛋他們每向熟人介紹1個農民工需收取一百塊，倘若是向生人介紹則需收取三四百元。對我而言，由於是按照熟人介紹收費標准，所以只收取了一千多元，加上租房和租車的花銷，拉一車人過來需要兩千多塊的樣子。」

「你招用的農民工之中有未成年人嗎？」

包工頭有點支吾，半天才道：「有還是有的，反正多數人都沒有身份證，具體多大我也不清楚。」「你給農民工的待遇是什么情況？」

「如果農民工一天能出夠幾萬塊磚，一個工人一個月下來能掙個一千多塊錢，這個收入水平在這邊算是一般情況。」

他的這一番話，在民警的審訊記錄中也得到了印證。

接下來，他決定再去一次黑山村，調查需要進一步通過當地人提供情況。

調查組對鎮黑山村村民也進行走訪調查，「你們了解這些民工生活么？」

村民們反應：「他們就是干活，不干活就是吃飯。」

「你們怎么不到窯廠出工？」

「我們出工要錢，那些民工都是免費勞力。」

「你們平時能關注到他們嗎？」

村民搖頭，「我們不進去，那兒又沒有我們要干的活，我們自己也忙，沒空去關注。」

事不關已，高高掛起。

曾家輝知道村民們並不是忙而不關注，更不沒空。事實上，窯工們被虐的這個磚窯並不荒僻，位置在黑山村東南角的一個小山溝，占地幾十畝，磚廠曬磚的空地就是很多村民的地頭，旁邊還有小賣部和飯館兒。但是，對於磚窯里的所發生的一切，似乎並沒有引起村民們的注意。」

一座一度掙扎在贏虧邊緣的磚窯，如何在這兩年成為「人間地獄」？

一個黨齡32年的村支書，何以成為黑磚窯的「保護傘」？

長達幾年時間里，相關職能部門屢屢造訪，為何總是「視而不見」？

持續這么多天的「風暴」，讓這個令全國側目的黑磚窯只剩下斷瓦殘垣。那幾十個出磚口均被泥土填封。

對這些，曾家輝專門找了蔣老板的妻子。

「事實上，前兩年窯場一直沒有掙到什么錢。每年也就幾百萬磚。」

窯主蔣正豐的妻子說。

而磚窯最初兩年的效益不佳，直接源於早期雇佣本地工人的生產方式。「以每天幾十塊的工錢，只能雇到年老體弱的婦女。」蔣正豐的妻子說，「一遇到下雨，找不到人干活，只能干看著磚坯被淋爛。」

黑山村並無多少村辦企業，大多青壯年勞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到附近的煤礦里挖煤。磚窯因為屬於重體力活，工資又遠不及挖煤，一直少有青壯年問津。

而整個石城縣的磚窯數目，當地政府披露為一百多座有95%以上無合法手續。曾家輝帶領調查組走訪鄰近多名磚窯主後獲悉，由於磚窯所需的原料，黏土幾乎免費，人力成本在磚窯經營中所占比例巨大。所以「要想擴大利潤，只能在這上面做文章」。這直接導致了窯主蔣正豐與包工頭之相達成共識。

蔣正豐經營磚廠，但下面還有一個承包人，從蔣正豐家屬出示的字據顯示：一年蔣正豐需要支付給包工頭六十萬元左右的工資費用，依照一百人的規模，每人每月只有五百多元的工資，包工頭還得賺取其間的主要部分。這一標的低得出奇的的承包協議的簽定，從一開始就明顯意味著所雇佣窯工的特殊性。而作為窯主的蔣正豐卻與包工頭達成默契，甚至作為協議知情者的村支書也未表示任何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