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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知縣回來了，王賢早就籌備好的那些營生，便可以開張了。

七月里，富陽縣立糧號、富陽縣立鹽號、富陽絲綢商會、富陽紙業商會、富陽茶葉商會相繼開張。破天荒的，堂堂魏知縣親自為這五家商號、商會剪彩並致辭。

盡管商人和商業在大明朝身為下賤，知縣出席這樣的活動似乎有失身份。但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對待，縣立糧號在這次糧荒中居功至偉，甚至救了整個浙省，連鄭方伯都親筆題寫了店名，命人送到富陽表示祝賀和感謝，你說魏知縣能不到場么？

至於縣立鹽號，是一項使本縣鹽價大降的善政，魏知縣當然也要露面。還有絲綢、紙業和茶葉，是本縣三大支柱產業，只是有這三個行業興旺發達了，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是以在富陽這個有著重商傳統的地方，魏知縣的舉動並不突兀。

但對魏知縣本身來說，這不啻於一個巨大的轉變，正如他在縣立糧號開業典禮上致辭時說：

「毋庸諱言，本官原先以為商人逐利，商業害農，是以對商人和商業多有偏見。但是這次浙省大災、富陽糧荒中，商人們的表現讓我十分感動，商業的作用也體現的淋漓盡致。可以說，沒有商人出力，沒有商業的存在，湖廣的大米運不到浙江，一場大飢荒在所難免，大半百姓破產失業在所難免。」

「現在本官明白了，原來我們的生活是離不開商人和商業的，商人和商業也不是壞東西。關鍵是人心，商人的人心壞了，商業才會為禍百姓。相反，商人們能仁義，商業就會造福百姓！這個縣立糧號的建立，是為了平抑我富陽的糧價，讓父老鄉親吃上平價米。這是大功德，大善事，這樣的商人和商業，高尚！值得尊敬！官府也會大加扶持！」

聽著魏知縣的肺腑之言，在場的周糧商、錢糧商、陸員外幾個，都忍不住流下淚來，大明朝的商人，實在太久沒聽到來自官方的贊許了……

但富陽百姓更在意的是，每一家商號開業後，都會開堂會、擺流水席、請戲班子唱戲，熱鬧的像過年一樣。整個七月里，別的縣都在為此起彼伏的災民為盜，主客沖突焦頭爛額，唯獨富陽縣一片歡天喜地。

這也是魏知縣最得意的地方，他之所以一直堅持，不能讓災民吃白食，原因就在這里。因為王賢讓他相信，使人心安定者，不在每天能發放多少米糧，而在使其安居有事做，通過做事獲得收入，這樣百姓才會保持勤勞守法的本性。

如果長期不勞而獲，專門坐等救濟，則再勤勞的百姓也容易變成『幸民』，而且一旦救濟不利，或者地方官府厚此薄彼，更會心生怨恨，繼而充滿了攻擊性……農民一無所有後是最危險的。

到時候，本地人和外來災民積怨深重，將嚴重危害地方治安，甚至釀成騷亂。

為了安全起見，魏知縣才會將災民分散安置，使他們不易聚集生事。又力主由官府賃民房給災民居住，這是可以讓兩者相處更融洽，避免災民群居在簡陋的窩棚里，產生自己是棄民的負面情緒。

只是這些話，起初無法對外縣的同僚明言，說了人家也不信，反而徒惹是非。

正如周臬台在寫給朝廷的奏章中所言：

『官員為朝廷賑災安民，其身在外，應當隨機應變，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有擔當的勇氣和胸襟。如只考慮到自保，處處行事以不惹物議，不影響自己當官為前提，哪怕再忙活再辛苦，也不過是表面功夫，於事無補。而魏知縣無疑具有這份擔當，起初所有人認為他自找麻煩，徒惹物議，他卻毫不動搖，堅持按既定方略，分散安置百姓，堅持以工代賑，雖然當時顯得自找苦吃，但在後來的日子里，卻讓富陽縣避免了混亂和動盪，保住了淳朴的人心，方體現出其用心良苦、老成謀國……』

鄭方伯也在奏章中說，富陽救災可謂朝廷救災之典范，浙省已經著魏知縣總結歸納，准備在全省推廣，希望朝廷研究之後，定為成法，可將災難的危害減少到最小……

兩位大吏如此嘉許，又有皇帝的親筆御批，吏部的動作自然十分迅速，七月底，嘉獎富陽賑災有功人等的旨意，便到了縣里。

那一日，富陽縣衙正門大開，大堂前設香案燭台，魏知縣率眾官吏叩拜了聖旨後，便有傳旨太監拖長腔宣讀了聖旨。

第一個領旨的是富陽知縣魏源，一番大加褒獎褒獎後，皇帝賜其匾額、金幣等物，並命其為翰林院修撰。雖然只是個從六品的官兒，卻讓魏知縣淚流滿面……

事實上，早就有在吏科的同年，提前告訴魏知縣這個任命了。當得知這個消息，巨大的幸福感，充滿了魏知縣的全身，他設想過朝廷的各種安排，甚至想過會不會讓自己一步登天當上知府，就是沒想到朝廷會讓自己進翰林院。

永樂四年的進士名次，是魏知縣心中永遠的痛……他只比孫山高了一名，在皇榜上名列倒數第二。盡管大多數人都只記得，那一科的孫山叫吳忠，並不注意倒數第二是誰，但生性好強的魏源自己在意，且深以為恥！

所以雖然是進士，他卻一直深深自卑，現在卻可以成為翰林，那是比進士還高一個檔次的學歷，你讓魏知縣怎能不欣喜若狂？雖然翰林修撰清苦，品級也不高，但你只要知道，那是狀元及第後必授的官職，就知道它有多光明的前景了……既清且貴，實在太體貼魏知縣的心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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