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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很快進入初秋，汾陽宮里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當初皇帝不顧勸阻，堅決趕赴太原的理由就是北虜即將入侵，而當時並沒有證據證明北虜有入侵跡象，所以帝國的貴族們普遍認為皇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要發動北伐，因而遭到各方反對，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府的官僚們對皇帝和中樞的不滿情緒因此越來越嚴重，更有一些權貴認為此舉會「刺激」到北虜，會挑起南北戰爭，會給帝國帶來難以估量的危害。
幾個月過去了，在帝國全方位的監控下，在各個渠道陸續反饋回來的各種消息的綜合分析下，終於可以證實大漠北虜正在陰山北麓一線集結，其目的很明顯，要在草原雨季結束後向中土發動攻擊。
皇帝和中樞至此總算松了一口氣，這說明薛世雄和伽藍當初的判斷和報警是正確的，皇帝毅然決定率行宮趕赴北疆也是正確的，皇帝和中樞向東都、帝國衛府和地方官府為進行南北戰爭所下達一系列詔令也是正確的，同時也證明當初勸諫和阻止皇帝趕赴北疆、指責皇帝窮兵黷武的權貴們是錯誤的，對皇帝和中樞的詔令陽奉陰違甚至拒絕執行的東都、帝國衛府和地方官府也是錯誤的。
然而，東都和西京、帝國衛府及地方官府對這一系列證據並不認同，甚至有相當一部分權貴認為，這是皇帝和中樞為了發動北伐而故意設下的陷阱，完全不可信。
還有一部分權貴則對皇帝和中樞「口誅筆伐」，大肆譴責。因為正是皇帝親自趕赴北疆，並下達了一系列進行南北戰爭准備的各種詔令，擺出了一副即將北伐的態勢，深深「刺激」到了北虜，迫使北虜不得不進行積極防御，而北虜諸種在大漠上的集結，則反過來證明了皇帝和中樞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做出的北虜即將入侵的預言，所以。他們雖然認同南北戰爭有即將爆發的可能，但他們也同樣認定，這是皇帝和中樞為了實現北伐而做的精妙策劃。今日南北緊張局勢，都是源自皇帝和中樞的蓄意推動，因此。他們對皇帝和中樞愈發「痛恨」。認為皇帝和中樞正在把帝國推向敗亡的深淵。既然你們喪心病狂，一定要葬送帝國，那就對不起了，只能先埋葬你們了。抱著這樣的怨念。帝國很多權貴不但不幫助皇帝和中樞抵御北虜的入侵，反而蓄意阻撓，有意讓皇帝和中樞陷入困境，以期進一步打擊和削弱皇帝及中央的威權，甚至有居心叵測者意圖借此良機推翻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樞。
帝國內外矛盾由此進入「高潮」。對立雙方對天下大勢的解讀和判斷大相徑庭，因此對對立一方的反對和不作為充滿了憤怒和怨恨，由此進一步激化了矛盾的深度和廣度，也由此導致對立雙方在政治理念和具體國策上背道而馳，愈行愈遠，而這對帝國和中土所造成的危害異常嚴重，甚至已經隱約可以看到帝國崩潰之前景。
在這種惡劣局勢下，皇帝已經沒有退路，唯有咬牙堅持。而支持他的中樞一方面誓死跟進，一方面極力勸說皇帝，趕快返回東都，竭盡全力緩和內部矛盾，這樣即便南北戰爭打響了。即便帝國在北疆遭遇重創，皇帝和中樞也還有回旋之余地。反之，假如南北戰爭打敗了，假如皇帝在北疆重演了當年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之恥辱。那么，帝國的政局必定急轉直下。到那時即便皇帝和中樞能夠全身而退，即便皇帝和中樞能夠再回東都，但威權已經全部喪失，再加上內部矛盾的徹底「爆發」，皇帝和中樞肯定會遭到帝國各政治集團的四面圍攻，一旦皇帝和中樞在政治上被「架空」，他們還能干什么？詔令還能出皇宮嗎？詔令出不了皇宮，皇帝和中樞形同虛設，還有存在的意義嗎？既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帝國的各政治集團還能繼續容忍他們統治帝國嗎？
整個七月里，皇帝都焦慮不安，在政治對手和中樞親信們的「內外夾擊」下心力交瘁，幾度猶豫著是否做出妥協返回東都，但在裴世矩的勸阻下，在伽藍信誓旦旦的密奏中，在大漠北虜的步步緊逼下，他堅持了下來。
七月下，代北的定襄、馬邑、雁門三郡向皇帝和中樞告警，大漠北虜已經越過陰山，同時從武川、撫冥、柔玄三鎮一線向長城逼近，目前尚無法判斷其主攻方向，但依照歷次南北戰爭之經驗，現任馬邑太守，原帝國軍中宿將，曾以右翊衛將軍職參加兩次東征之役的王仁恭，以其豐富的作戰經驗，向皇帝和中樞陳奏，北虜選擇的主攻方向極有可能是馬邑郡，為此他建議暫時放棄定襄郡，把代北軍主力集中於馬邑郡北部重鎮雲內（大同），死守長城防線，並懇請皇帝和中樞十萬火急返回東都。
其言下之意很明確，他對堅守長城防線沒有信心，原因不是因為代北軍實力不夠，而是此次北虜入侵規模過於龐大，其前期准備工作不但充足而且十分隱秘，相比起來帝國不但反應遲鈍，對南北戰爭的准備更為不足。好在帝國是個「巨人」，而北虜因為貧乏後勁不足，難以長期作戰，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打進長城後大肆擄掠一番，然後迅速撤離，所以帝國即便在南北戰爭初期遭遇不利，但可以以退為進，利用帝國縱深之優勢，與北虜做長期周旋，最終必能迫使北虜撤離。
「以退為進」的作戰策略在南北戰爭中非常普遍，王仁恭對南北局勢的判斷也非常正確，然而，鑒於帝國內部的深重而激烈的矛盾，皇帝必須考慮到，假若東都、帝國軍方和地方官府有意置皇帝和中樞於死地，對皇帝和中樞的詔令置若罔聞，見死不救，那么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皇帝再度猶豫了，他相信王仁恭在軍事上的權威，相信王仁恭對戰局的分析和判斷，為此他惶恐不安，心理上漸漸傾向於離開北疆。
就在這個時候，武賁郎將王辯奉旨趕到汾陽宮覲見皇帝，向皇帝稟奏河北戡亂之軍情，實際上他是代表東北道大使薛世雄，向皇帝密奏薛世雄對這次南北決戰策略的理解以及薛世雄在執行詔令過程中的所思所為，以消除皇帝對薛世雄的不滿和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