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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卷上署款的記年為嘉靖辛亥十二月六日，即嘉靖三十年，也就是1551年，這一年文徵明正好八十一歲，說明這幅作品應該是他晚年所創作的。

此外，此圖左下角還鈐有吳偉業的印章，此人明末清初著名詩人，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又為婁東詩派開創者。長於七言歌行，初學「長慶體」，後自成新吟，後人稱之為「梅村體」。除此之外，還有多位清代文人的鈴印。

還有，從此圖的提拔來看，應該是幅對臨之作，什么是對臨？就是面對著別人的畫跡或印刷品，按其作品的筆、墨、設色、章法，一絲不苟地照樣畫下來。

為何楚琛會認為這幅作品為對臨之作？也是因為文徵明的提拔正是黃公望題在李嵩《骷髏圖》上的《醉中天》小令。

不管怎樣，此圖人物神情生動而精准，線條構勒飄逸流暢，設色淡雅，特別是大小骷髏的比例也非常的精准，和原畫有異曲同工之妙，應該說是一幅難得的描白精品之作。

只是，就像前文說的，這幅圖中的人物是文徵明真跡，還是代筆？或圖是他人所作，而文徵明為之題跋？

如果是換了其他一位年已八十歲的老畫家，畫出如此精工的白描人物圖，肯定會遭致質疑，但文徵明書畫「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細入豪發者」，有此作品並不奇怪。

但是就像前文說的，文徵明一生的繪畫作品中，幾乎極少臨摹前人的作品，多為自己創作。其中只有一幅收藏在寶島故.宮博物館的《芭蕉仕女圖》軸上有題跋雲：「嘉靖已亥春日，偶閱趙松雪芭蕉士女圖，戲臨一過。」

這幅畫無名款，鈐白文方印「徵明印」。這幅畫為清宮舊藏，曾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延禧宮》。如此圖是真跡，或可說明眼前這幅《骷髏幻世圖》有可能是其臨摹的真跡。

那么。這幅《骷髏幻世圖》是否是代筆之作？

楚琛稍稍一回想，從已有的史料可知，為文徵明繪畫代筆的朱朗、周天球、陸師道諸人中，代筆山水或花卉應是事實，而代筆畫工筆白描人物，史無記載，且上述諸人均不擅長人物。

在文徵明晚年（八十歲前後）的弟子和友人之中。有眼前這幅人物畫功力和造詣的似乎就只有仇英一人。

楚琛從史料中得知，文、仇兩人相交相知三十余年，亦師亦友，而且經常合作繪畫。如正德十五年文、仇合作《摹李公麟〈蓮社圖〉》；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畫、由仇英設色的《湘君湘夫人圖》等。

而文、仇兩人以書畫合璧形式創作則更多，著名的有仇畫、文書《孝經圖》卷、《雙駿圖》軸等，另外還有《上林圖》卷、《職貢圖》卷、《後赤壁賦圖》卷等等。

那么。眼前這幅畫到底是文徵明親筆所作，還是文、仇兩人合作？不過不管是文徵明還是文、仇兩人合作的作品，只要是真跡，那這幅畫的價值都是很高的。

帶著這個疑問，楚琛拿出放大鏡，開始仔細觀察起來。

首先一點，字跡和鈐印。楚琛可以肯定是真跡，非常符合其書法溫潤秀勁，穩重老成，法度謹嚴而意態生動的特點。

而畫中的人物看上去，形肖神完，概括力強，栩栩如生，賦色精麗而不浮艷。以繪畫的用筆和風格來看，確實為仇英一脈。

但這幅畫的創作年代為1551年冬季，而仇英的生卒年月不太可考，有說1551年也有說1552年秋冬之季，但就算是1552年去世的，那十來個月之前，仇英還有沒有力氣來畫這么一幅作品。也是個未知數。

況且，以這幅作品的用筆和風格來看，和仇英以往的作品還是有所差別，不及仇英所作精妙。楚琛仔細觀察下來。覺得畫法和風格來看很像是尤求所作。

尤求是仇英的外甥。善畫人物、仕女、道釋及山水。作為吳門畫派晚期重要的代表畫家，尤求以白描人物見長，畫法學仇英，後上溯劉松年、錢舜舉。風格細秀，追求文人的古雅蘊藉，被稱為仇英後繼。

而且在在觀察之中，楚琛還注意到一個細節，這幅作品的紙張原本比現在還尺寸應該還要大一些，而失去的部分，很可能是在以前揭裱的時候，有意識的裁割失去的。

有了這個發現，楚琛的心中也馬上有了一個比較符合事實的猜測。

他記得在師傅的筆記中看到過，吳門名家在當時無數的仿制品、復制品，偽本上還常有本人的親自題字。而在鑒定中，往往也會發覺實際由錢穀、朱朗、尤求、文嘉和文彭代筆，卻有文徵明親筆署款的作品。

由這一點，楚琛推測，那裁割去的部分，很可能就是尤求的題字，至於裁割這部分的目的，也很好理解，因為在畫史上，文徵明的知名度歷來就遠大於仇英和尤求，為了利益，裁割去尤求的題字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楚琛覺得，眼前的這幅畫作，應該是尤求代筆，文徵明題跋的一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