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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國外請來的那幾位技術高超的畫琺琅工匠之外，還有一些國內的工人同樣也受雇於御用玻璃廠，據記載他們大概來自我國的兩處著名的玻璃制造中心，魯省博山和嶺南，這其中博山在元代時期就已開始生產玻璃。

而且，康熙清宮檔案還記載了御用玻璃廠中兩名嶺南籍工匠的名字，他們為程向貴及其家中學徒周俊，據載他們於1709年進宮，1715年返回嶺南。

清宮檔案亦記載另外兩名歐洲傳教士對玻璃廠建樹良多，一為法蘭西耶穌會士紀文，他於1740年來到華夏，在進入修院前，他已是玻璃及水晶工匠。

他以鍾表匠及玻璃匠身份來華，乾隆皇帝令他效命於圓明園玻璃作，專門生產不同顏色及質料的玻璃、歐洲式玻璃，以及宮廷使用及陳設的華麗裝飾玻璃。

另一位耶穌會士玻璃匠湯執中亦來自法蘭西，他出生於魯昂，1727年進入巴黎的修道院，1730年曾往加拿大，1735年返國，1740年才啟程到華夏。

他曾在魯昂的玻璃坊工作，可能是皇家作坊，擅長制造玻璃片。1741年他抵達華夏，即奉詔於蠶池口玻璃廠工作，為期逾兩年。

根據乾隆時期的檔案記載，那些玻璃器應該都先在蠶池口的工廠完成燒造及吹制玻璃的工序，隨後再到圓明園作坊再進行彩繪。圓明園作坊是制作最精美玻璃器之所，亦受皇帝親自監督。

現在，楚琛可以肯定包括自己手中這件筆筒在內的若干相關的存世玻璃器，應該都是於1736至1758年間乾隆朝玻璃制作鼎峰期間由圓明園作坊繪飾。

這一點，從現在英倫大維德爵士珍藏的幾件料胎畫琺琅器，就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他手中的這件筆筒，和大維德珍藏的那幾件山水畫料器，以畫技來看，風格的繪畫的技藝方面基本沒多少差別。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些筆筒雖不是出自同一畫師的手筆，但應在同一作坊彩繪。

另外，大維德珍藏的料胎畫琺琅器都磨琢出雙方框四字楷書款，一些刻字內留著藍彩痕跡。而楚琛手中的筆筒也同樣如此。

把玩欣賞著手中的筆筒，楚琛內心一直贊嘆不已，從整休來看，這只筆筒的高度雖然只有7.2厘米，但筆筒上的山水卻表現的淋漓盡致。

其中在筆觸上也極好的表現出多樣的技法，山石的皴筆層次清晰，樹木依種類不同或用點簇或用夾葉。彩墨結合，以墨筆為骨干，以青綠為主調，間雜些許鮮紅，由於釉料的緣故色彩比之繪畫又多了一分鮮亮明快。

其構圖疏密得體，層次分明，景物錯落有致，頗得章法，筆觸運用自然靈活，渲染皴擦，格調清新，別具藝術魅力，整體畫風富有清代宮廷山水畫慣有的嚴謹富麗，文雅含蓄的特點，令人觀之悅目，賞玩不盡。

除了料胎和繪畫上體現出來的高超技藝之外，因為當年的歷史原因，也為這種料胎琺琅器增添了不少價值。

當年，隨著湯執中和紀文這兩位外國專家在1757至1758年相繼去世，這門技術在1758年以後就開始走下坡。到了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後御廣產量驟減，工匠們再沒有像早期時的創新意念，也再沒出產如楚琛手中這件筆筒一樣的精品。

而因為料胎畫琺琅，這門技術要求極高，在1736至1758年間的制作鼎峰期間，楚琛手中的這樣的精品，其實並沒有生產多少件。如此種種，這么一件稀世精品，就算不能說是價值連城，也算得上是眾多藏家可遇不可求的珍寶。

而這么一件價值不菲的珍品，楚琛現在就有些想不明白，沃倫為什么會把它就這么放在博古架上，難道不成他把這件筆筒當成是贗品了？

這也不對啊！就算他這兩天不是請其他專家來鑒定過了嗎？難道這么一件有一眼的珍寶，專家都會當成是贗品？

「難道是？」

正當楚琛想到了其中的一個可能時，站在旁邊的沃倫就笑著說道：「楚，這件筆筒漂亮吧？」

「確實不錯！」楚琛笑著點了點頭，隨後問道：「沃倫先生，冒昧的問一句，不知道您這件筆筒是哪得到的？」

沃倫笑著回道：「這是有一次，我幫朋友一個忙，對方送給我的。怎么樣，很像是大維德爵士珍藏的真品吧？我告訴你，不單單是你，前天我請來的一位專家看到這件筆筒時，一開始也非常驚訝，後來他仔細看過後才說是贗品，不過也還是大加贊賞，說是仿的非常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