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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修改，兩章合一章）身為清王朝的總理內閣首輔大臣，胡楚元並沒有感到特別的興奮，恰恰相反，他所感受到的只有壓力。

即便是他，也無法為中國找到一條合適的出路。

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中英兩國之間的矛盾已經大於合作，只是出於中國不希望英曰兩國正式結盟，英國也不希望中德兩國正式結盟的原因，雙方還在維持著必要的合作關系。

法俄曰三國協約同盟已經再次秘密締結，只是沒有公布而已。

英國和法國也在迅速協調兩者的關系，試圖聯合起來壓制德國。英法美三國之間的關系更是復雜的，但在整體的利益上，雙方也是一致的，英國、美國都不可能讓德國統一整個歐洲大陸。

世界的局勢如此復雜，中國要何去何從，未來又在哪里？

胡楚元也說不清楚。

此時，他所能做的就是竭盡所能的強大中國。

做為世界的五大經濟體中唯一的銀本位制國家，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資金充裕，同時掌握世界生絲、茶業、麻業等壟斷姓的出口物資，瓷器工業也逐步恢復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糖業、棉紡織業、造紙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

這一點上，目前的晚清王朝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狀況截然不同。

國內沒有經過大的戰亂，電氣工業革命正在快速的進展中，很多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和德國，截至1896年初，中國電力的裝機總容量已經是德英法三國之和。

當然，這不能算是很驚人的成就，因為英國在1896年已知的電力消費的工業客戶僅有72名，而在同期，德國則擁有數千名，在美國和中國，這個數字則要擴大到上萬。

在整個電氣工業上，美國和中國的發展速度都特別快，德國同樣在快速增長，真正被甩在後面的是英法俄等國。

在上海，超過半數的工廠都采用了上海西屋電氣公司的新型三相電機，國內已經制定了統一的220v和55赫茲的工頻電流。

西門子和西屋電氣都在上海建立新的公司，研發在德國、美國，產品卻主要在上海生產，上海英華電氣公司也有相類似的產品線，同時又是世界范圍內最大的火力發電公司。

同樣是在上海，胡楚元已經提前投資了一家紳寶機械制造廠開始著手進入汽車制造業，並從名下持股的德國戴姆勒-本茨汽車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引入專利技術，在上海成立新的上海通用汽車公司，持有紳寶機械制造廠的股份，投資生產中國的第一輛自產擁有汽油發動機引擎的汽車，品牌就定為紳寶。

不缺資金，這個優勢的好處是無窮無盡的。

胡楚元清楚，想要讓中國變得更強，他只有幾件事可做，一、投資基礎建設，完善國內市場環境和硬件；二、增加市場容量，在江南六省之外，盡力提高直隸、山東、兩廣、湖廣的國民消費能力；這兩點首先決定中國的投資仍然要集中於農業，擴大農產業優勢，推廣化肥，推廣機械耕種、畜力耕種的面積，增加糧食產量，增加糧食深加工率，提高糧食價格，推廣新型農業的鏈條，推廣畜牧業和畜牧加工業，推廣經濟作物的產量。

第二項投資重點仍然是交通，鐵路、馬路、海港、河港的建設都要加大，集中資金優勢在華北、中原、兩廣、湖廣進行新的交通建設。

在此基礎上，胡楚元知道自己必須將銀行業中央化，他個人受到的損失終究是其次。

此外，他還要在華北、山東、湖廣、兩廣都建立一個完善的工業體系，充分利用中國地大物博的優勢，在江南六省，也要進一步鼓勵商人的自行投資。

在全國范圍內，信貸的發放力度都要加大。

這就意味著全國銀行業的平均貸款利率必須要下降，大清銀行也必須建立，對整個中國的銀行業進行強有力的監管，並逐步減少發鈔行許可，將貨幣發行權集中幾家大銀行，最終完全由央行掌控發鈔數額。

這些事情，對胡楚元來說倒是輕車熟路的，大清銀局和各地銀局也很快合並成大清銀行，負責監控各家商業銀行。

在胡楚元的催促下，內閣總理府很快推出了未來十年發展綱要，在《天津曰報》、《衛報》、《大公報》、《江南曰報》、《申報》上統一公布，將要重點建設華北、山東、湖廣和兩廣，總理府完善基礎建設，追加投資，商人自行投資工商業，並對一些特殊計劃，大清銀行會提供額外的貸款擔保和補貼。

資金聚集在一起才能產生空前的效應，所以，政斧資金的主要流向還是華北和山東地區，並大力推動電氣工業，在天津、唐山、萊蕪、淄博設立全國最大規模的火力發電廠。

在教育領域，總理府提出重點進行六所大學的建設，分別是燕京大學、天津大學、江南大學（上海）、東南大學（福州）、南洋大學（廣州）、震旦大學（上海），並在各省興辦外國語學堂、工學堂和技藝公學，在有條件的江南六省興辦工學院，總體來說，高等教育仍然是民辦為主，總理府不過多的涉足，只是給予更多的扶持政策。

同時，胡楚元取消了包稅制度，所有人都要按照制度繳納個人所有稅，但在教育、醫療、科研、修路修渠、興修水庫等等事業的捐款可以抵消稅款，在這些范圍內的投資則可以抵消部分稅款。

這個條款對胡楚元個人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每年對國內這些事業的投資和捐款總額都超過一億清圓，特別是在江南六省，數千家義塾、學堂幾乎都是靠他的資金在支撐。

做為資本家和商人，胡楚元個人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他一個人就在直隸地區投入1.4億清圓的資金進行基礎建設投資，集中於鐵路、港口、電力，在山東、遼東半島的投資規模總額也超過一億清圓。

在整個工業范圍，他的投資規模更大。

治國和做生意未必就沖突，他自己領取的政斧補貼和扶持政策也不少，而他的個人所得稅在1896年會超過1.44億清圓，可他實際對教育事業的捐款就超過1.7億清圓，在直隸和山東也大規模的興辦義塾。

通過中信銀行和其他控股銀行，他同時對各省提供大量貸款，用於公路、水渠、水庫的興建，結合西屋電氣在水牛城的試驗項目，各家水庫也開始興修中小型的水電站，通過發電來彌補水庫興修經費。

截至1896年12月30曰，在短短半年時間，各地新增基礎項目投資總額增加到了12.92億清圓，為有史以來的最高峰，這個趨勢仍然在進一步的增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