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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中英合作的快速擴展，特別是雙方在經濟、軍事合作上的進一步加速後，《中英貿易和互惠通商條約》的意義和價值就變得更為緊迫，雙方都想盡快簽訂，問題是這一條約的前提是中方擴展出足夠多的特區工界，允許英方資本進入投資。

對外投資是英國主要的經濟增長指數，英國對此也是非常重視的。

1898年9月，胡楚元正式簽署新的總理署令，在上海、天津、福州、寧波、杭州、泉州、青島、大連、廣州、台北、武漢、錦州設立十二個特區工界，允許英國資本介入投資，並允許在這些特區設立商業銀行。

10月，清政斧和美、德、法三大傳統貿易國簽訂類似的貿易條約。

11月至12月，清政斧和沙俄、意大利、奧匈、比利時、丹麥、瑞典等國陸續簽署通商條約，規定雙方互有投資權限和部分金融開放市場。

由於中英協約關系是第一權限的，大多數通商條約中，英鎊都被規定為除兩國貨幣外的第三選項，進一步維持了英鎊的世界貨幣地位，同時，清政斧開始更大規模的儲備英鎊。

做為一個主要的退讓，清政斧允許各國流動資本進入股市、上海貴金屬交易市場，但也有其他各項條款的限制，防止資金的炒作和大幅度的撤退。

受這一系列條款的刺激，國際市場對白銀的需求和投機陡然增加，白銀價位繼續瘋漲，很快逼近15.3克兌1克黃金的歷史新高。

為了平穩國內物價，抑制通貨膨脹，防止國內工業受到打擊，胡楚元立刻通過大清銀行、中信銀行、南洋銀行、北洋銀行拋售白銀儲備，購入黃金和英鎊，抑制銀價上漲，守住15：1的大關。

國際資本的不可控姓是很明顯的，在短短幾個月內，大清銀行和四大國內銀行的黃金儲備量就增長到了3150噸，另外持有超過約值1.4億英鎊的外匯，主要為英鎊和美元，白銀則大量拋售。

與此同時，胡楚元也很艱難的守住15：1的大關，使得國內經濟的通貨膨脹系數維持在較為合適的地步。

適當的通貨膨脹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對內投資規模較大的時期。

在這股大潮中，胡楚元進一步加大了對內投資的力度，同時，他也縮減對外國的私人投資，將資本進一步的抽回亞洲。

截至1899年1月，胡楚元在外國的總資本總額縮減至11.2億英鎊，在國內的資本總額則增至19.3億英鎊。

他名下的企業大多數都沒有直接上市，而是純粹依靠康采恩的模式運作，從投資銀行獲取啟動資本，從商業儲蓄銀行獲取貸款，然後進行大規模的工業投資。

同樣，他也有足夠的利潤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甚至將教育捐款增加到了每年1.4億清圓，增建了更多的技工學校、中專工程學校和高等職業技術學院。

在這股大浪潮中，他提出全面學習德國的口號，派遣了大量的官員、商人、鄉紳、名流前往德國考察，制定詳細的德國公報，研究德國經濟、政策、軍事、政治和文化，從教育、軍事、經濟、科技各個方面都在抄襲德國的政策。

然而，事實是中國和德國已經漸行漸遠。

國際局勢的變化是說不清，誰也不清楚，或許有一天，中德又要結盟……中國的未來仍然是模糊的，即便是胡楚元也無法說清楚。

時間過得很快，1899年也仿佛是一晃而過。

1900年初，清政斧陸續和三十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互惠通商協定，伴隨著這個過程，中國通商銀行、中信銀行也加大了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分行的步伐，隨著《中央貨幣管理條例》、新的《貴金屬管理法》實施，國內貨幣政策逐步開始央行化，國家黃金、英鎊及其他主要外匯的儲備量都在增加。

中國仍然控制世界上25%的白銀儲備，對世界銀價擁有最大的影響力，也逐步將銀價穩定在15.7-15.8克：1克黃金的兌價，維持著國內商品的出口指數。

某種程度上，胡楚元也效仿了曰本的一些政策，陸續頒布了《征用土地補償條列》、《土地交易稅收條例》、《國家義務征兵法案》。

利用這一系列的條款，政斧的中央財政收入大規模增加，同時穩定了黃金儲備，抑制了國內黃金外流的可能姓，對於國內的農業經營，清政斧也主推中信社模式。

事實上，所有後發展起來的國家都有一個統一的特點，那就是早期經濟和對外貿易完全依靠農業，類似於美國、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勞動力人口充沛的國家，農業發展更是最為關鍵的基礎。

1873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越英國（僅核算英國本土），至1884年，工業產值超過農業占據總經濟比的53.4%，但直到1890年，美國經濟出口的主體仍然是農業。

1899年，中國對外出口總額增加到4.78億美元，紡織品及原料牢牢占據第一位，其他商品排序依次是煤礦、茶葉、鋁及鋁合金、糖、絲麻原料、瓷器、機械、船舶、中葯材及制品、煙葉及卷煙制品，機械、瓷器、輪船、鋼鐵、金屬制品等工業產品主要銷往亞洲、南美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