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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一章
「趙市長，據我所知，在德國東部地區，也有很多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推不動。這些工廠消耗大量的政府補貼，運營模式不經濟，運營成本過高，冗員問題嚴重。」這個記者口若懸河，看起來去德國做過采訪，不過，他的問題更加尖銳，在國內，這種問題是絕對不能擺到媒體前面的，「您能做到在您管理的經濟特區范圍內關閉這些國有企業嗎？這很有可能讓大量的國有企業失業，並引發社會動亂。」
趙政策只是略微一沉吟，就用英語回答說：「曾經有一名德國企業家來拜訪過我，他同時也是個政治家。當時，他很興奮地告訴我說德國統一已經提上日程，並且很快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他說，德國東部會迅速發展並趕上西部。我回答說：別高興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國東部的情況。中國和民主德國都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兩國都發展相同類型的國有企業。」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分裂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兩個國家。1955年又分別加入華沙條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兩德長期相互對峙。1989年底，民主德國政局發生激烈變化。1990年3月，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德梅齊埃上台組閣，兩德政府正式談判統一問題。5月18日，簽署了關於建立兩德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規定從7月1日起，兩德都使用西德馬克，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社會市場經濟，實行西德的勞動法規。8月31日，又簽署了關於兩德實行政治統一的第二個國家條約。規定民族恢復1952年7月行政區劃改革前的5個州建制，東西柏林合並成一個州，於10月3日按西德《基本法》集體加入聯邦德國。
1990年10月3日0時，分裂長達45年之久的德國重新統一1990年10月3日零時，對於8000萬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人民來說，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時刻，在柏林帝國議會大廈前，伴隨著聯邦德國的國歌聲，特制的旗桿上徐徐升起了黑紅黃三色的聯邦德國國旗。這一儀式向全世界宣告，分裂長達45年之久的德國重新統一了。
頓了頓，趙政策用一種很庄重的語氣說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實現統一的願望。我們尊重德國人民的選擇，歡迎德國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趙政策以一個地級市市委書記的身份，在美國紐約的記者招待會上，在這種關系到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表現得可圈可點，滴水不漏，開始展露出趙政策的政治鋒芒。
「不過，就我個人的觀點，統一後的德國如果采取迅速私有化的做法，很難取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成功。」趙政策繼續說道，觀點非常明確，並沒有含糊其辭，表現了趙政策性格剛硬的一面，「雖然德國東，西部同屬一個民族，但這兩個地區在價值觀，意識形態，特別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到那時，也許東部非但不能增強西部的實力，反而會成為西部的負擔。我們不會走這條路，也不會采取私有化的辦法。」
趙政策的這種說辭有些無奈，卻也符合自己的觀點與看法，並沒有違心而論。
無論如何，德國如果統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意味著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倒塌，站在中國的立場，是無論如何不能贊同私有化的辦法！
當然，結果也如同趙政策所說的，德國采取的這種迅速私有化的做法，即便到了下個世紀初看起來，也算不上很成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德國東部非但沒有增強西部的實力，反而成為西部的負擔。
接著，趙政策話鋒一轉，把話題從德國拉回了中國：「我們可以允許國有企業向個人出售股份，但是大部分股份還是要由國家來掌控。我們完全相信，國營企業也能做到像私營企業那樣有效益。我們的做法是在國營企業中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換句話說，這些企業的所有權歸國家，但它們將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私營企業的模式運營。我們現在還說不上完全成功，但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頓了頓，趙政策繼續說道：「我不相信我們的國有企業做不到像那些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一樣好。現在看起來雖然國有企業正面臨著一些虧損，而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正在贏利，但事實上它們之間的競爭是不公平的。舉個例子，在我們黑烏市經濟特區，為了吸引更多外資到黑烏市經濟特區來，我們為國外的企業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條件，免除了他們幾乎所有的稅收。對於私營企業，我們也采取了優惠的政策。然而，國有企業則肩負著支持國家財政收入的沉重負擔。」
趙政策的回答有理有據，論證充分，同時也間接替自己所在的黑烏市經濟特區在打廣告，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特別是趙政策那充分的自信，嫻熟的英語，幾乎征服了現場所有的聽眾。
很快，現場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
「趙市長，您對我們民主德國的的認識很深刻，闡述也非常誠懇。」過了一會兒，一個叫波爾的德國記者搶到了話筒，用德語笑著問：「趙市長，您認為國有企業還存在其他問題嗎？這個問題對我很重要，謝謝。」
趙政策坦然一笑，隨即讓很多人都大吃一驚，因為趙政策的德語如同英語一樣地道流利。
「人浮於事是國有企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大體上講，要保證國有企業正常運轉，只留現有人數的三分之一就夠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趙政策這話讓在場的黑烏市政府官員干部以及遠在京城的趙老爺子等人都非常擔心，還好，趙政策隨即話鋒一轉，「然而，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們趕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業大軍。那樣會影響社會穩定。如果讓他們靠社會保障生活，會使國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也已經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
「事實上，在北歐的政府部門，很多人都在抱怨他們再也承擔不起這樣一筆巨大的開支。」趙政策笑了笑，繼續說道，「所以，這樣做也會給中國帶來問題。因此，我們正在嘗試用其他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即便一個崗位不需要某個職工了，他也不會被企業趕走，他可以轉到其他崗位繼續工作。企業又責任對他的工作做出合理的安排。另外，中國的第三產業還很不發達，因而企業還可以再商業和服務領域開展經營活動，安排一些職工就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離崗不離職。現在，國有企業負擔沉重，他們是在幫助國家和社會養著許多人。如果我們把這一點考慮在內，國有工廠的效益就並不像所說的那么低。」
這一次，所有的掌聲是為了趙政策的中肯與朴實，或許這就是人格魅力吧。
「趙市長。」美國《時代》周刊的一個記者提問了，西方記者還是習慣用市長這個稱呼，對書記這一名詞覺得有些別扭，「我曾經有機會去過趙市長工作過的西衡縣和黑山市，並且有幸觀摩了當地的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這種選舉使得村民們有機會選出他們希望選出的村長，或者是把他們不喜歡的村長趕下台。請問趙市長，您個人對於建立這種體制是否支持？」
頓了頓，這個《時代》周刊的記者又補充說：「也就是說，允許十八歲以上的中國人不僅能夠選舉他們所在地的領導人，而且能夠選舉國家領導人。如果您贊同這種做法，您認為需要多長時間中國才能夠實現這種制度？不過不贊同，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趙政策只是略微一沉吟，就簡明扼要地回答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