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樣，學五樓的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可並不是所有的樓房都有學五樓那樣幸運。

電教樓附設的一棟三層樓，建成後才發發現，全樓上下竟沒有一個廁所。人們必須從三樓跑下來，拐進另一座樓中去方便。

樓內人員強烈呼吁，起碼在一樓給建一個廁所。這毫無疑問又是一個需要分清權責的大是大非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肯出面解決。

而趙政策經過實地勘察，確實發現該樓已經使用一年有余，而廁所問題仍然在扯皮當中。

只是苦了那些樓內的工作人員，只好繼續忍受著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樓尋求「方便」。

趙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叫帕金森，是個英國人。帕金森曾經通過考察英國官僚政體，總結出一條定律：打量膨脹的官員和機構，是會彼此之間制造出工作來的。

也許，這個並非虛構的故事，就是對這條定律所作的中國式的注解？

據老校長介紹，北方大學現在有在職處級干部三百余人，至於科級單位和科級干部的數字，不只是老校長不清楚，常務副校長他們幾個校領導都搖頭表示不清楚。

趙政策只能是這么理解：這些數字大大超出了上級規定的編制，所以必須保密吧。

以趙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學校領導的說明。除個別存在的因人設事的問題，大多數行政機構的產生，是出於更好地保證教學和科研工作順利進行的良好願望。

但是，同時，趙政策的心里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觀運行機制，卻不是以這種良好的願望為轉移。權力系統是龐大的，權力本身也很強大，但這種權力已經不是服務於教學科研這個中心，而是異化為凌駕於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們要為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一些學校的高層領導也道出了他們的心聲。

中文系主任謝自立：「聽起來我是一個系主任，可實際上，我不過是一個大干事。今天這個部門要求填報表，明天那個部門要你去匯報。什么伙食節電，園林綠化，房屋分配，計劃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負責人來管，哪里還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務處長紀寶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說都應該是本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擔任，可現在許多系都安排年輕人干了。原因很簡單，干這個差事真正研究學問的時間並不多，卻經常得干跑腿的活，日常雜事也應付不完，誰願意干？法律系有兩位三十多歲的副主任，干了一年硬是不願意干了。他們跟我半開玩笑地說，誰要是把我們給撤了，我們給他磕三十六個響頭。」

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黃達：「人稱我們八個正副校長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其實，我們八仙連開個會碰頭都很難。每個人都有一灘事，真得靠各顯其能了。我當系主任的時候，還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慮教學和科研的事情。可當了副校長後，把全部精力都用來處理行政事務了，可還是不夠用。」

面對著白發斑斑的老校長，趙政策一針見血地說道：「校長，學校里任何一個單位都有二三十個單位去管，這樣的事情能辦好嗎？肯定要鬧官僚主義。因為這個體制，這個機構，這個架勢，就要鬧官僚主義。」

「是啊。」老校長點了點頭，表示認可，「我們這些管理部門究竟是為教學科研單位服務，還是給教學研究單位設置障礙，還真是個問題。一號首長說過，管理就是服務。可實際上，我們並不是這樣，管理不是服務，而是讓基層為我們服務。

對於龐大的行政機構運轉的結果，趙政策自然胸中有數，一語中的！

而趙政策更關心的是，在北方大學里，究竟誰在辦教育？

為此，趙政策專門走訪了工經系的系主任施禮明。工經系在北方大學，被認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禮明和趙政策聊起來，卻是滿腹苦澀：「我們和學校職能部門的直接聯系，就是教務和研究生院。他們管的就是學生考試量的控制，教師工作量的計算這些硬件。學生招進來，分出去，他們就算完成了任務。至於教學計劃，教材編寫，課程安排以及課講的好壞，學生水平如何，社會是否需要等等，是沒有人來我你的。現在辦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師的良知和覺悟。為什么出現有什么交換四開什么課，開什么專業就招什么生的現象？因為只要你不找上邊要錢，要物，那么你願意怎么辦就怎么辦，不會有人來干涉你。現在是教師辦教育，系主任辦教育，學校在辦什么？我們不了解，今年初開系主任會議，傳達本學期工作任務，十項任務中涉及教學和科研的僅僅只有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