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就是近代工業革命了，在印度尼西亞群島，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19年占領雅加達後，百業待興，急需勞力。他們看中了勤勞的中國人。首任總督占?彼得遜?昆認為，這個共和國不論吸收什么民族，必須華人占多數，然後這個共和國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這個公司千方百計地招徠中國移民，甚至不擇手段地采用強盜行徑，派遣武裝船只到中國沿海劫掠人口。可以說，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根本沒有太大的矛盾，真正的改變，便是殖民者的到來。」

「不久之後，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來到了這里，荷蘭殖民者從17世紀以來統治印度尼西亞350年。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眾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操縱經濟的惡名，這便是華人與原住民矛盾的初始了，應該說是殖民者特意為之，名曰分化而治。荷蘭殖民統治者為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系，以坐享漁人之利。因此，印度尼西亞華裔成為印度尼西亞政局從不間斷的集團利益斗爭的代罪羔羊。」

司徒雷對這些歷史自然不是很知曉，他也沒必要知道，他的到來，一來是代表家族聲援此地的華人，以增加紐約致公堂在華人中的聲望，而來借此和黑水國際搭上關系，為家族謀求新的出路，這才是他的目的，至於歷史那玩意兒，草，還是讓他見鬼去吧，當然，這句話他現在肯定沒膽量對唐昱說出來，反倒要做出一副認真聽的摸樣。

當然，現在的唐昱也沒心思關心這些，繼續往下說，「這個世紀的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者繼承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手段開始通知印度尼西亞，在日本皇軍「駕臨」千島之國前，他們早已經派遣了為數不少的間諜，滲透到印度尼西亞各地。日本間諜們很清楚看到，要讓皇軍順利「進入」印度尼西亞，上策就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們到處散布華人是支那狗印度尼西亞當局叫華人為支那cina即始於此時，華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軍才能「拯救」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只有日本皇軍和印度尼西亞才能「共榮共進」。當然，原住民中為數眾多的有識之士後來也覺醒過來，高舉抗日義旗，還有很多華人也加入了這個抗日斗爭的行列，但是絕大部分的原住民在當時都被日本的口號所欺騙。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圈套，對印度尼西亞民族和國家產生長遠的傷害。可以說，華人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矛盾，便是荷蘭和日本殖民者刻意造就的，而這種矛盾一旦經歷了很多年很多代，便成了仇恨，洗不清說不明的仇恨。」

「到了1945年印度尼西亞**，荷蘭殖民者撤離印度尼西亞。華人經濟曾有一個進一步發展的契機，但很快就面臨挫折，這個挫折，便是蘇哈拓政權造成的。60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准備，蘇卡諾總統頒布嚴厲的法令，宣布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的10條規定：禁止華人在縣以下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由此而掀起了**以來最嚴重的排華反、華浪潮。6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亞進入了蘇哈拓執政的年代。蘇哈拓為擺脫經濟困境，在經濟上雖然又放寬華裔的經商限制，在政治上卻對華裔實行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的政策。扼殺作為印度尼西亞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例如禁止華裔參政參軍、關閉華文學校、限制華裔進大學、嚴禁使用華文；華裔要放棄華文姓名，用印度尼西亞文改名換姓，並在華裔居民證上打上恥辱的記號等等。他們公然違背聯合國關於人權的宣言和公約，嚴重侵犯華裔的基本人權，進一步把華裔族群與其他的族群對立起來，蘇哈拓也是罪魁禍首之一，哼。」

唐昱說著便冷哼了一聲，事實上，自從蘇哈多上台以來，印度尼西亞已經大大小小發生了十多起排華事件。如1963年3月至5月從西爪哇蔓延到中、東爪哇的排華騷亂、1965年至1967年全印度尼西亞性的排華浪潮、1974年由反日運動引起的排華騷亂、1978年雅加達由學生示威引發的反、華騷亂、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華暴、動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各種大小程度不同的反、華、排華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幾乎每年都在印度尼西亞各地上演。

1967年靠政變上台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拓，用軍事獨裁統治印度尼西亞32年，一直在利用華人的生命鞏固自己的政權，在所謂反、共「清洗」浪潮中，就有50萬名「左翼分子」被殺，另有60萬名未經任何審判被關進牢里。

只是由於蘇哈多政權的基礎未動搖過，所以每次排華事件只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沒有進一步擴大以致動搖其政權目的達到後就平息下去，之後又利用華裔振興經濟。再出現這種狀況，仍然這般做法。如此反復，屢試不爽。在蘇哈多執政三十多年期間，廣大華裔對之習以為常，感到麻木了，並沒有意識到被扼殺了的公民權益，早已潛伏著關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了！

司徒雷對這些沒有那么深的體會，不過對三十年前的930事件卻感觸頗深，因為他有幾個長輩，便是死於當年的930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