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時期里，能源緊缺一直是困擾長江三角洲企業的最大瓶頸，也正因如此，鋼鐵行業的成長性一直比較好。1984年前後，老戴在自家老院子的旁邊辟出一塊地，掛牌辦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軋輥廠的煉鋼作坊。他從上海鋼鐵三廠等國有企業購買了幾台被淘汰下來的二手轉爐和化鐵爐，形成了簡單的產業鏈。在積累了一定的煉鋼經驗之後，老戴又跑到常市附近的地方，去承包了一些瀕臨倒閉的國有鋼廠的車間。那是一個體制決定效率的年代，在國有企業廠長手上毫無生機的煉鋼車間一旦轉到了老戴的手中，頓時就成了賺錢的機器。最多的時候，他名下的承包車間有5家之多。

1996年，老戴注冊成立了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注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18公頃，擁有1000多名工人，銷售收入超過了1億元。然而，工廠的規模還是偏小，技術水平很低，生產的都是軋輥、連鑄坯等低檔次產品。為了讓鐵本躍上一個新台階，老戴決定傾家盪產上高爐項目，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從成千上萬家煉鋼小工廠里跳脫出來。3年後，鐵本的高爐項目建成，老戴當著數千工人，面對高爐長跪不起，淚水與汗水交混而下。這一年是鐵本的騰飛之年，全年的鋼產量猛增到100萬噸，銷售收入超過25億元。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資產為億元。就在高爐項目的建設過程中，老戴的心里升騰起了一個更大的夢想。

2001年之後，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各種能源全面緊缺，其中鋼鐵和電力是最最緊俏的兩大物資。在鋼鐵市場上，無論是線材還是板材，普通鋼還是特種鋼，價格普遍持續上漲，幾乎到了「一天一價」的地步。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老戴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年到6年，這應該是鋼鐵人一生難遇的大行情。

老戴把新工廠的地址選在了長江邊一條狹長的沿岸地帶。在長江中下游一線，有著一條十分顯赫的鋼鐵長廊，由西而東，湖北的武漢鋼鐵、江西的九江鋼鐵、安徽的馬鞍山鋼鐵、江蘇的南京鋼鐵、上海的寶鋼集團，如巨人比身而立，無一不身列「中國百強工業企業」。小學都沒有讀完的老戴，便想把未來的鐵本建在這些國字號大佬們的身邊。

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市政府的積極支持。老戴的設想一提出來，當即獲得了市政府的響應。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市政府的夢想。在常市的很多官員看來，老戴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面龐瘦削，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朴，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里，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務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里一棟很簡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抵來的桑塔納2000，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也不改節儉本色。

在一開始，老戴的設想並沒有如後來那樣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1倍多一點的新廠，它的主體建設是兩座高爐和一個14米深的深水碼頭，占地2000畝，年產260萬噸的寬厚板，總投資額為10億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資金滾動投入。

然而，在有關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里，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加碼到400萬噸級、600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級，規模占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產品定位為船用板和螺紋鋼等較高檔次產品。

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凈資產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老戴對屬下說：「地方上這么支持，上哪兒找這么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於是鐵本一下子獲得了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占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批准的。中國的鋼鐵行業是一個有准入門檻的半壟斷性行業，按有關規定，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鐵本項目如果照實上報，不但審批流程曠日持久，而且獲准的機會十分渺茫。

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常市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人們懷有的僥幸心理是，一旦幾億元乃至數十億元投下去，難道還讓已經生出來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於是，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塊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市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老戴日後在看守所里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如果鐵本項目沒有被強行中止，那么，常市的「闖關」就將成為政府部門積極支持民營企業大膽發展的又一個精彩案例。

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持，老戴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項目的可行性上。

鋼鐵行業盡管在表面上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可是其贏利的秘密則仍然是規模與成本的控制藝術。100多年前，安德魯?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地發現了這樣的准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占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老戴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可是他卻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內基准則」。

840萬噸的規模，已足以讓鐵本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當時全國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廠只有寶鋼和唐鋼兩家而已。老戴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與論證和定位，在技術方面，從鍛熔、煉鐵到燒結、焦化等部分，均采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設備，高爐則采用國家允許的120噸高爐。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有資料顯示，民營企業煉鐵成本比國有企業每噸要低60元到90元，煉鋼成本每噸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噸低100元到300元。因而，老戴說：「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老戴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當時，他的協議價格為每噸300多元，市場上每噸則在1000元左右，而且這個價格長期不變。

老戴的這些投資措施，加上鋼鐵市場的持續高溫，使得幾乎所有的人均對這一項目抱以樂觀態度。老戴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采訪的江蘇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棋局中的一枚棋子當老戴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彌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老戴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沖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么」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准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老戴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老戴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老戴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老郭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當老戴在常市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干系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老戴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里隱藏著的萬千玄機。

老戴的一句「趕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著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征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里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余力，很多年里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有資料顯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煉鋼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規模不足年產70萬噸，其中200余家的平均規模還不到年產10萬噸/年，「散、亂、小」的問題非常突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同比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水泥投資增長了％。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年底，宏觀調控的大閘終於拉下。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老戴和他的鐵本，被卷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

鐵本悲劇性地成為2004年那場宏觀調控的「祭旗者」，卻是由非法用地問題意外引發的。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問題很快從毀田占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老戴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只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么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國務院通知下達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仍然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占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台面，無疑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指出：「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典型角色表露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一直試圖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來達到控制投資過熱的目的，可是，在成效不明顯的情況下，政府斷然更弦，強行加大了行政調控的力度。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上海復星集團老郭的建龍項目、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的三門峽電解鋁項目均被勒令中止。鐵本之死與建龍之活雷霆萬鈞之下，鐵本終不得苟延，成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宏觀調控運動的犧牲者。在它被嚴令停工的時候，銀行貸款資金的投入已經達到26億元，在這個意義上，鐵本傾覆，財務損失最大的是那些冒險的國有銀行。

在鐵本事件中，以下現象非常之耐人尋味：

在鋼鐵等行業，就當民營資本被嚴令喊停的時候，國有及國際資本則紛紛大踏步挺進。就在鐵本事件發生的同時，寶鋼與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鐵三方合資，開建1800毫米冷軋工程，此外，還與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簽署了每年購買700萬噸鐵礦石的長期訂購協議。公司總裁兼董事長宣布，寶鋼打算在2010年前斥資500億元到600億元，將產量從2000萬噸擴大到3000萬噸，增加50％的產能。這一新聞，震驚全球鋼鐵界。

隨即，中國第四大鋼鐵企業武漢鋼鐵集團表示，武鋼的幾個大規模項目，已經通過國家發改委審批，總投資將超過200億元。其他的國有大型鋼鐵企業也紛紛啟動新項目：本溪鋼鐵集團與浦項合作，啟動了冷軋板項目；鞍山鋼鐵集團與歐洲第二大鋼鐵公司德國蒂森克虜伯共同投資億美元，建設年產40萬噸的熱鍍鋅板項目；唐山鋼鐵集團、馬鞍山鋼鐵集團則與世界最大的礦產資源企業必何必拓公司分別簽署了300萬噸鐵礦石的訂購協議。

跨國鋼鐵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步伐似乎也沒有停滯。就在老戴被拘押3天後，在距常市僅105公里的蘇州工業園區，澳大利亞博思格鋼鐵公司投資億澳元（約17億元人民幣）的鋼鐵項目舉辦了熱熱鬧鬧的奠基儀式。公司總裁毛思民說：「一切順利得出乎意料，不到1個月我們就拿到了營業執照。」蘇州工業園區則透露，博思格的項目從遞交申請材料到頒發營業執照，前後只用了7個工作日。

有媒體評論說，一個17億元的項目，7天之內就搞定營業執照，這對於國內絕大多數地區的投資者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按照國家現行規定，投資在5000萬元到2億元的項目須由國家發改委審批，2億元以上的項目報國務院審批，整個程序煩瑣，沒有一年半載不可能批得下來。況且，鋼鐵投資正是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鐵本事件又近在眼前，博思格項目審批的神速實在讓人驚嘆。新華社記者徐壽松在《鐵本調查》一書中十分感慨地寫道：「同一產業，同一時間，同一省份，鐵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兩家鋼鐵公司的命運何以相隔生死兩重門？有人在門里輕歌曼舞，有人在門外長歌當哭。」

從全年度的行業數據來說，也能夠讓人們看到真實的一面。在鐵本被嚴處之後的幾個月里，全國的鋼鐵產量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控制，可是從6月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開始日產水平連創歷史紀錄，至10月更是突破日產80萬噸，達到萬噸。前10個月，全國累計生產鋼材億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005年，鋼產量繼續在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前行，全國生產鋼材億噸，同比增長又達到%。更有意味的是，在2004年，全國只有兩家鋼鐵廠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則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鋼，均為國有大型企業。

從數據的意義上看，鐵本的「殺雞儆猴」效應並沒有真正達到。由此案，有人因此將宏觀調控戲稱為「宏觀過熱，調控民企」。

即使是在被調控的民營企業中，命運也各有迥異。與鐵本同時被勒令停產的建龍就有另一番生死情景。

建龍鋼鐵公司的啟動始於2002年4月，幾乎與鐵本同時。老郭跟老戴一樣看好未來的鋼鐵市場，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在2001年。該年7月，復星出資億元收購了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1年，南鋼股份實現凈利潤億元。

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惑下，老郭下注寧波，建龍項目便是以南鋼的身份進行投資建設的。2004年2月，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建龍。5月，在鐵本事件後的1個月，中央電視台曝光建龍事件，其違規行為主要有3項：一、違規審批，將本應由國務院主管部門批准的項目變成了地方審批；二、未獲環保部門批准，擅自開工；三、短貸長投，將銀行7億元流動資金貸款轉成固定資產投資。從這些情況看，建龍違規性質與鐵本非常相似，因此，它被稱為「鐵本第二」。

建龍被喊停的時候，其建設進度也與鐵本差不多，煉鐵高爐、熱軋車間、碼頭等都基本建成，實際投入資金已達48億元。項目停建消息傳出後，復星的股價應聲大挫。與鐵本不同的是，在事件發生後，盡管計委、國土資源局等6名干部受到了處分，但是建龍沒有人員被拘押，項目的實際控制人老郭更是沒有受到限制，他仍有自救空間。在被查處後的第一時間，復星股份發布公告稱，公司和建龍及股東沒有任何關聯。

9月，老郭在杭州的一次長三角論壇上又突然暗示，建龍還隱藏著一家「影子股東」，那就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

老郭的暗示，無非為了不斷測試上層對建龍事件的處理底線。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真正讓建龍項目峰回路轉的是浙江一家大型國有鋼鐵企業的參與。

就在建龍項目開建的同時，杭州鋼鐵公司在寧波大榭島也開始籌建一個占地5400畝的鋼鐵項目。由於拆遷等問題上的糾纏，當建龍工程已經建設過半的時候，杭鋼的大榭項目還沒有正式動工。

建龍擱淺後，浙江省政府當即提出了整合建龍和杭鋼的意向。對此，處於有利位置的杭鋼董事長童雲芳放言，「要么控股，要么不參與」。

老郭當然也不甘心被吃掉，他在杭州的那次論壇上便明確表示，政府綜合考慮杭鋼與建龍的發展是對的，但整合必須要以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以老套套，必須以最優化、最有競爭力的市場方式來解決以誰為核心的問題。他對記者說：「國有企業參股可以，控股得讓民營企業來。不要借宏觀調控之名，讓國有企業來控制民營企業。」《財經》在關於此事的評論中設問道：「在這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談判中，已被判定違規的前者顯然居於弱勢地位。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讓國有企業控股才可以放行？」

老郭的掙扎和傳媒的設問被證明是無效的。2004年8月，一個消息已經傳遍財經圈：杭鋼與建龍初步達成重組協議，杭鋼持股51％，老郭方面持股49％。關於建龍事件的處理意見也如期下達，國務院將寧波建龍鋼鐵違規項目的處理權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這意味著，重組後的建龍項目獲得「合法准生」。

2006年初，國家發改委以「發改工業」文核准了寧波建龍鋼鐵項目。根據批文，國家發改委同意杭州鋼鐵集團公司結合自身結構調整，對寧波建龍鋼鐵有限公司進行重組，由杭鋼集團作為控股大股東，聯合其他股東，將其重組為「寧波鋼鐵有限公司」。

老郭以犧牲控股權為代價，死里逃生。

同樣的事情，但是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下場，這里邊的門道，唐昱哪里會不清楚？

他很清楚的知道，鐵本僅僅是一個鋼鐵集團，老戴不聽國家的指揮便落得了這個下場，黑水國際和鐵本可不一樣，那是實打實的暴力機構，如果他不聽招呼的話，興許秦城監獄就是他最後的下場了，說不聽那天走著路坐著飛機就會不明不白的死掉呢，還是和和氣氣來比較好，大家面子里子全有了。

宋宛如生於政治家庭，自然不會不了解高層政治的黑暗，所以才有些擔心唐昱，這才匆匆忙忙趕回來。

「出事？我能出什么事？為了個黑水國際，難不成我還要跳樓？」唐昱輕笑一聲。

「你就別裝了，誰不知道你為黑水國際付出了那么多，現在眼睜睜的將自己一手經營起來的黑水國際拱手讓人，你一點想法沒有那就怪了，你越是這樣若無其事，就說明你心中越不平靜，你這是在用你平靜的面孔來掩飾你不平靜的心。」宋宛如擔憂的說道。

唐昱被宋宛如強大的理論征服了，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宛如姐，你想太多了，其實黑水國際被國家收回，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備，在我剛開始創辦黑水國際的時候，就像到了這么一天，只不過沒想到因為印尼的事情讓中央一下子認識到了黑水國際的可怕，從而把它收了回去，我沒想到會這么快而已，至於想法么，說一點沒有那是騙人的，不過就算有想法又能怎么樣，你總不能站出來和國家叫板吧，我可還沒傻到那種程度，所以說你完全不用擔心我。」唐昱解釋道。

「那就好那就好，你沒事就好，害得我白擔心一場。」宋宛如拍了拍她那高聳的胸脯，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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