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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經述發表全國講話，宣布他將致力於建設一個國富民強的大中國，建立一個公平和公正的社會，建立一個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國講話中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強國了，但民還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國的第一個訪華使團乘坐「獅子號」抵達中國。英國人迫切地期待著看到馬可波羅游記中所寫的黃金和綾羅綢緞遍地的國度，然而，他們最終驚詫地發現，這里不但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沒有衣服穿。與百姓貧困相伴相隨的是朝廷的奢華和官員的富足：當時負責接待英國代表團的是後來被抄家的大貪官和珅——從他家查抄出來的財產總計折合白銀近10億兩；彼時，中國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國人終於發現了當時中國財富結構的秘密，原來所謂康乾盛世，只不過是一個國富民窮的盛世，一個兩極分化的盛世，一個遍地貧困的盛世！當時中國的政府和官員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貧困，實際上預示著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在走下坡路了。歷史告訴我們，『國強民富』不但是一個國家應該追求的基本目標，而且國強和民富也是互為條件的——只有民富，國家才能持續發展，國家才能強大；反之，如果一個政權對內表現得很強硬，敢於壓榨人民；對外卻很弱小，不能保衛人民的財富免受公開或隱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財富，這個國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歷史是一面雙面鏡，一面可以照到遙遠的過去，另一面也能隱隱約約照出未來。「

因為李經述的巨大威望，社會輿論也逐漸平靜了，各界知識分子也積極上書，建言獻策。當時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有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國人有多子多孫是福的傳統觀念，二十年時間，人口從四萬萬人猛增了一億多人。這成了當時社會上普遍關注的問題，有學者提出，要限制中國的人口發展。

那日，教育總長嚴復去總統府，講一些學者的建議稿交給了李經述，他們的理論依據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1766年，一個有兔唇的男孩出生在英格蘭的薩里州，他就是馬爾薩斯，他的父親是盧梭的好朋友。馬爾薩斯後來考取了劍橋大學，成為那里的院士，並於1798年出版了之後影響巨大的名作《人口論》。在這本書中，馬爾薩斯憂心忡忡地認為，當投入到土地的勞動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時，收獲的農產品生產效率將遞減，並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他認為，一來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二來兩性間的****是必然的，結果人口必然以幾何比率增長，而生活資料則以算術比例增長，人口增加的速度遠遠快於生活資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馬爾薩斯建議應該運用理智來加以抑制人口數量，讓人們不要生育過多兒女。嚴復對李經述說：「很多人擔心中國的人口再繼續增加，以後中國的人口會超過十億，到時候糧食就不夠吃了。」

李經述當時正在和司法總長梁啟超討論「新聞法」的修改問題。聽了嚴復的話，李經述回答說：「他們的擔心是多余的吧，技術的進步，會使得糧食產量增加。再說，我們的農業會實現工業化，中華帝國現在的領土這么多，不要說十億，養二十億人綽綽有余。再說糧食這東西，以後會不值錢，土豆、玉米我們都可以大量進口。而且近代歷史上，無論當年的日不落帝國，還是後來的美利堅，它們的百年繁榮，無不得益於人口紅利。探尋中華帝國繁榮的大國之路，我們的人口實多多益善。」

梁啟超這時也說：「嚴總長，自古我們中國人就鼓勵生育啊。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余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番，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政策的結果。比如越國，吳越之戰越國失利，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實施強國戰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本國兵力和勞動力。勾踐當時實行的獎勵政策非常優厚，據《國語·越語》載：『生丈夫（男孩），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越國女人生產時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會趕到產婦家里助產接生。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費奶媽。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推行強制早婚政策。規定『令壯者無娶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嚴復憂心地說：「此一時彼一時啊，而且一旦發生戰爭，糧食進口就會成為問題。人口既是負擔也是財富，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人口和資源、技術的關系不斷變化。一旦人口和資源之間的關系已經因為技術或其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逆轉的時候，人口政策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