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各執一詞(2 / 2)

郭明友的家屬說,如果市委市政府在二十四個小時之內不能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答復,他們不但會繼續利用網絡渠道繼續宣傳,還要將現場的視頻錄像寄往中州市市委和平原省省委以及各家媒體。

劉岩到來之前,李松林已經把議題從如何解決現實的問題,引到了這次騷亂的起因以及領導責任的認定上。

李松林把這次集體上訪事件,定性為一次有組織、有預謀、有目的的惡性騷亂事件,有了這個前提,晉萬川的行為就只能是工作過程中的失誤,即便是要追究責任,也必須追究那些發動騷亂者的責任。

對於李松林的這種說法,曹水江和大部分常委都不能認同,事發現場的視頻非常清楚,晉萬川的行為,就是對無辜者的惡意挑釁,至於那些參加集體上訪的人員,從視頻上看,完全與暴力事件無關。

李松林急眼了,晉萬川是他安排到現場去的,而且自己還給了晉萬川一些暗示,如果說晉萬川的舉動存在過激行為的話,也是在自己的授意下發生的。

現在把責任一股腦推給晉萬川,並且把他的行為定性為對無辜者的故意挑釁,晉萬川肯定會受到嚴重的紀律處分,如果郭明友的病情特別嚴重,最終導致殘疾的話,甚至不排除對晉萬川使用法律手段。

為了保護晉萬川同時也是保護自己,李松林又把問題引到了劉岩身上。

李松林說,這次騷亂的起因,是因為西城工業園區水電路的三通問題引發的,劉岩作為市政府主抓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私自承諾把工業園區正門的圍牆拆掉,用於建造進行商業經營的鋪面房,要與拆遷戶以地換地,這才導致了拆遷戶集體騷亂和一系列惡**件的發生。

對於劉岩的問題,李松林提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市政府作為行政主管部門,是不允許從事與商業經營有關的事務的,劉岩呢,作為一個領導,卻帶頭在西城工業園區炒地皮,把工業園區正門的外牆地皮炒到了每平米兩萬六千塊,他這樣做,是嚴重違犯紀律的行為,甚至可以說是經濟犯罪。

第二,這件事情,完全是劉岩一個人的獨斷專行,西城工業園區是工業園區管委會的管理范疇,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的,劉岩這種擅自做主的行為,完全是目無組織,目無領導,目無同事,目無下屬。

第三,工業園區管委會堅持原則,推翻了劉岩的擅自決定,並在第一時間向劉岩做了匯報,在這種情況下,劉岩應該積極的與拆遷戶溝通,消除他們的負面情緒,我不知道劉岩究竟是沒有跟拆遷戶溝通,還是在溝通方式上出現了問題,不管是哪個原因,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拆遷戶的集體騷亂的爆發。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首先查找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在細節末梢上揪住不放。

李松林的說法,立即遭到了常委們的強烈反對,曹水江直接站出來提出了不同意見。

曹水江主要圍繞著政府部門是否應該從事商業經營與李松林展開了爭論。

曹水江認為,李松林市長的說法,完全是一個概念性的錯誤,劉岩的行為,應該歸納在指導商業經營的層面,作為一級政府,作為主持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因勢利導地指導大家進行商業經營,並且有效地利用資源優勢,這種行為,是一個領導者的高瞻遠矚,在這里面,從事商業經營的主體是那些生意人,而不是劉岩自己。

如果照李松林市長的邏輯,市政府向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土地並收取一定的費用,是不是也要歸結為從事商業經營?

至於土地價格飆升到每平米兩萬六千塊,則完全是西城工業園區潛在商業價值的體現,並不是劉岩同志的惡意炒作,這種價值的體現,更加證明了劉岩同志能夠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更加證明了他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的領導能力和決策能力。

關於擅自做主的部分,曹水江沒有提及,現在事情的來龍去脈還不清楚,他不便於發表意見。

李松林和曹水江各執一詞,就在他們兩個人吵的不可開交的時候,劉岩進來了。

還沒等劉岩坐穩,李亞洲就讓他向常委們通報一下關於三通問題和集體上訪事件的詳細情況。

劉岩首先向常委們匯報了三通的問題。

西城工業園區已經建設了兩年多了,其中在里面入駐的新企業,有三百一十三家已經完成了基礎建設工程,如果水電路能夠及時疏通,這三百一十三家企業都可以投產了,有一半企業甚至在一年前就可以投產,而因為水電路不能及時疏通的問題,造成了這些企業不能按期投產。

劉岩給大家算了一筆賬,這三百一十三家企業,一年平均的生產產值為三千四百萬,也就是說,這三百一十三家企業,每年將為鈞都市創造新的經濟增長總價值為一百零六億以上,這個數據還不包括因為這些企業的正常運營而帶來的其他行業的經濟增長。

劉岩又向常委們提供了另外一組數據,三百一十三家企業的正常經營,可以直接帶來的就業人數為九萬七千人,間接帶動就業的人數為三萬一千人,這兩者加在一起,就會實現將近十三萬人的就業。

第三組數據是這三百一十三家企業給鈞都市的財政以及國家財政方面做出的具體貢獻,這兩組數字,相當於現在鈞都市每年全部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這一串串數字,讓與會的每一個常委都觸目驚心,透過這些數目字,常委們有了一個共通的認識,如果僅僅是因為三十九戶家庭拆遷的問題導致了西城工業園區不能順利地實現三通,進而導致了企業不能正常的開展生產和經營,不僅僅是對企業的犯罪,同時也是對鈞都市一百三十萬人民的犯罪,是對國家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