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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在其起步階段可能都會是單純的只聽命令、不問政治。可是一旦當軍人走上一定高位,其自然而然的不能再繼續完全與政治撇開干系。

曾凌,其父本身就是多年來在外交領域上,為西北、為安西今日立下不世功勛的政治人才。家傳身受,加上唐朝也再刻意培養他的外交、政治能力。自然地,也就讓他其實早在當師長的時候,便具備了政客該有的戰略意識。

而鄧演達呢?從進入保定軍校之日起,到民國初期的革命風雲時代。無論哪一個時代里,其實他都不能被算作簡單、單純的軍人。可以說,從開始走上歷史舞台那一刻開始,鄧演達實際上就是扮演著軍隊中大政客的角色。

與這樣兩個人相比,中常會里的所有人首先便在思想上有了短板。中常會的成員里,非軍隊出身的眾人則完全與軍隊出身的人不同。

張嘉環、宋子文是玩經濟起家,他們更多的思考角度會側重在放出哪個棋子,對安西的經濟發展影響有多大。潘復、楊永泰是純粹的政途一路走上來,無論是在北洋時期,還是在西北時期,直到如今更多的時候他們所重視的更多只會是於民生、民安、民權等方面。

穆海林、唐寬兩個,從其初期便是跟隨唐朝一起開創西北軍、打造出一支無敵共和軍的老牌元勛。但在安西建國後,他們卻更多的被唐朝推到了司法、立法體系中去,讓他們逐漸地變成了無論辦什么事情,都會先想下法理與人性。

顧維鈞則是安西致公黨、乃至整個世界都公認的外交絕對領袖人物。他的思想深處,遇上任何事情。確實有戰略角度、宏觀看世界的心理。然而卻因其從未真正地身在軍營,身上前線,而注定無法具備真正軍事上的戰略意識與觀察能力。

蔣方震雖然是三軍總參謀長、多年來安西共和軍,更是唐朝個人絕對一號軍事上得力助手。但他的思想,在與時俱進的大時代里已經開始落伍、開始滯後。落後就要挨打。蔣方震憑借其卓越的戰略戰術,暫時不會挨打,但絕對無法與青年健銳比與時俱進……

種種原因,造成中常會還是與軍事會產生了分歧。而作為安西這個國家、致公黨這個執政黨至高無上的領袖,唐朝無疑是在兩派之間最大的、具有最終決定權的裁判。那么唐朝最後選擇的裁判權行使,會傾向於哪一方呢?

很快。當雙方暫停爭執之後,唐朝終於悠悠然間開口,說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的想法,是舍小保大。我很贊同鄧、曾的想法,波蘭是我國與納粹德國之間最為重要的緩沖地帶。可以這樣來說,我們是在關著門過日子。波蘭是我們的大門。荷蘭、丹麥是我們的兩扇窗。

窗子如果爛掉了,我們可以去修補。因為至少不會給外人直接越過窗子,輕易地跑進我們家里來鬧騰。可是大門如果被拆掉,那么好吧,我們各位都等著看到自己家的地面上,天天介戰火熊熊燃燒,我們多年來辛苦建立起來的現有局面被戰火摧殘、我們的同胞在戰火中保守蹂躪吧！

所以呢！我決定。我親自約見朱莉安娜王儲,顧維鈞去見丹麥國王。就讓這兩個國家,跟德國人先消耗一下。既能確保不致戰爭形式失衡,又能確保對德國進行消耗。更關鍵的,還是這兩個國家有德國人沒有的、英國人比不起的海軍力量,可以少傷亡自身、多殺傷納粹……」

唐朝敲定了最終決議,中常會里的諸人再有意見,面對偉大領袖的決策時他們已經習慣了無挑選服從。

於是乎,在這次緊急的聯席會議結束僅僅兩個小時之後。楊永泰代表安西共和國最高當局,正式舉行了一個記者會。在記者會上。他公開地第一次將德國和希特勒比喻成了一條喂不熟的惡狼。

於是乎,楊永泰召開記者會的時候,唐朝給荷蘭王儲、自己的學生朱莉安娜王儲去了個電話,約她盡快到聖彼得堡相見、面談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同時,顧維鈞登上了飛往哥本哈根的專機……

安西譴責德國吞食盟友。這個態度給世界帶來的是什么呢?是又一種大震撼。希特勒再得知楊永泰的高調表態之後,先被震得有些傻了眼。他在猜測:干嘛?校長難道要出手來跟我打架了嗎?別,千萬別呀！我可打不過校長。

心中明知打不過,希特勒卻還是不甘心。好在他還有由海因里希領銜的一眾智囊團在旁邊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