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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清田自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基本結束之後，朱厚熜便在全國強力推行新政，當年的秋賦也按照一條鞭法計征收徼。這半年來，盡管各地相繼出現過一些規模有大有小的地方豪強勢力武裝抗稅的惡**件，偷逃國稅的現象也時有生，但整個國家財賦收入增加了10%以上，加之皇上以身作則厲行節約，在嘉靖二十二年整個財政年度里，朝廷雖然著實辦了復設京師營團軍、成立兵工總署幾件大事，但戶部不但沒有出現虧空，反而節余了近百萬兩銀子和三百多萬石糧食。身為大明王朝財政部長，馬憲成還從未這樣闊綽過，看到太倉白花花的銀子和儲濟倉堆積如山的糧米，此前因新政受得那些委屈頓時煙消雲散，對待新政的態度也立刻由原本的抵觸和消極變成了由衷的支持，更成為了新政的有力推動者。在春假剛過便召開的嘉靖二十三年御前年度財務會議上，他不但對朱厚熜提出的各項深化改革的舉措舉雙手贊成，還力主對那些偷逃國稅甚至暴力抗稅的宗室豪強官紳士子嚴刑峻法，態度之激進讓朱厚熜跟那些宗室勛貴官紳士子一樣，以為他才是嘉靖新政的始作俑者。

論說以君臣兩人目前相得益彰的默契，誰跳出來反對都可以，惟獨馬憲成不可以，沒道理啊！

尤其沒道理的是馬憲成的理由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皇上竟然給征的民夫什么「工資」，這等亘古未聞之事有傷朝廷體面，更加重了朝廷的財政負擔。

聽了他的反對理由，朱厚熜欲哭無淚：讓人干活還不給工資，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天理了？

馬憲成振振有辭地說他對給工匠工錢沒有意見，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身為我大明的百姓，支應皇差是應盡的義務，更是無上的光榮。歷來征的民夫還需自備衣食，離家百里之外才由官府供給口糧，何曾聽說過朝廷還要給他們支付工錢？！

他還沒有說完，朱厚熜就明白了：朕剛推行了一條鞭法，這個山西老摳就想鑽空子了，這么急於證明黃宗羲定律，不是在給朕的臉上潑臟水嗎？

後世的大學者、中國封建社會罕有的經濟學家黃宗羲研究了歷朝歷代的稅法，得出了一條著名的「黃宗羲定律」：朝廷立下名目繁多的稅目，雖然增加了征收上的麻煩，卻在客觀上限制了朝廷和各地官府隨意加征新的賦稅。而每一次大型的稅制改革，將雜役並入正賦中征收之後不久，朝廷就會想出新的花樣來攤派其他的雜役，久而久之，這些雜役便又成了百姓必須承擔而永遠也無法推卸的法定賦稅。王安石的青苗法如此，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亦如此，更為典型的是，明朝末年為平定遼東叛亂和農民起義所增加的臨時性「兩餉」，到了清朝，就被滿清統治者理直氣壯地加在了老百姓的頭上。

問題是，這是**裸地以國家的名義當強盜啊！

朱厚熜沒好氣地說：「一條鞭法雖是朕的提議，具體方略卻是你馬部堂擬定的，可否請你給朕講講何為一條鞭法？」

馬憲成是何等聰明之人，怎能聽不出皇上的弦外之音，立時為之語塞。

對於精通理財之道的馬憲成，朱厚熜給予了厚望，愛之深便責之切，見他說不出話來，也不放過他：「朕若是記的不差，一條鞭法是將一州一縣的所有田賦、徭役以及各種雜差和貢納，統統歸並於一條，折成銀兩交納，官收官解。既是所有徭役，可否包括給朝廷開礦的差役？」

馬憲成定了定神，說：「不能上體聖上仁德愛民之心，是臣的過錯；只是，臣掌國朝財政，職分所系，有話也不敢不說。以懷柔鐵廠三萬民夫計，每人月給工錢一兩便需三萬兩，再加口糧開支，每年折銀在五十萬兩以上。這偌大一筆開銷若能省下來，朝廷可以辦好多事情。」

朱厚熜毫不客氣地說：「現在辦的就是大事情！朕且問你，若是讓你白干一年活，朕卻不一文錢的俸祿，你可願意？那數萬名礦工還有家小要養活，不給工錢，豈不心生怨氣？京畿重地，若是激起了民變，莫說朝廷顏面無存，或征或撫又要花費多少錢糧？」

「回皇上，可效法舊例，所征民夫以三月為期，輪班更替，當無此虞。」

平心而論，這倒是一個既能當強盜，又不至於激起民變的辦法，但說到底還是強盜行徑——哪有白讓人干活卻不給工錢的道理？別說不，拖欠農民工的工資都不行！

「那是我大明百姓隱忍，能體諒國步之艱、君父之憂！有這等忠厚老實的百姓，為政者又豈能不體念民生之難？！況且，開礦雖不需多少技術，卻也是個力氣活，需要的盡是精壯勞力，輪班更替誤了農時，影響了一州一縣一鄉百姓的生計，豈不本末倒置？」朱厚熜遺憾地說：「說起來朕也有考慮不周之處，鐵廠工人本就應改征為招，於順天府治下招募家貧無以為生者到鐵廠當工人，既不耽誤農時，也可解決數萬戶百姓生計。如此一舉兩得之事，朕開始怎么就沒有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