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破對虞世南的工作極為贊許。

有些文人空有才學，可德行卑下，急功近利，欺世盜名，而另外一些則相反，能夠潛心學術，為常人所不能為之事，達於先賢，超乎古今。

雖說會稽虞氏因為出了個虞世基而名聲大損，最終差點落個滅族的下場，可虞世南痛定思痛，把滿身才學用在了正道之上，遂能盡展所長，在唐初文壇之上名聲漸著，深得名望。

朝中此時正想找幾個這樣的人作為典范，以消除長安書院一桉的影響。

所以李破當即贊道：「虞伯施學綜古今，行篤始終，至孝忠直，事多宏益，不愧當世大家，出世之才也。」

李破拍著桌桉，顯得頗為興奮，「可賜號北堂居士，凡事可直奏御前，今北堂書鈔十二部，可先行刻印，手書之初本，藏入觀文殿中。

詔秘書省選文理通達者，助虞伯施續編北堂書鈔，不得有誤。」

李破確實很是喜悅，文化事業這不就搞起來了嗎？

很多後來人都對詩詞比較感興趣，實際上能夠把中原文明支撐起來的，還是各種著述，詩詞雜文之類，都是文明的延伸，做不得文明的內核。

這就像是把四書五經，春秋，左傳，道德經，史記等和李杜的詩文放在一處比較，就算後者再是燦爛奪目，但在奠定文明的深度和廣度上都無法跟前者相提並論。

所以很多當世文人都會說上一句，詩詞乃是小道，只有著述成說，才是文壇之盛舉。

當然了，你要是去到李杜那個地步，著書成說其實也可順手為之，詩詞本就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的。

而且在某個方面做到極致，小道也就成為了大道……

…………

虞世南作為初唐四大家之一，在後來更多的是以書畫聞名於世，可實際上，他能為當世之人所稱道。

一個是他本人的才學，可謂是才華橫溢，並不比自己的兄長差上什么，甚至猶有過之，另外他也是世閥中人，家中世代官宦。

之外他在著述，詩文以及書法上都深厚的造詣，於是才能得享大名於世。

當世能夠在文壇上揚名的人物，多數都是如此，想憑借幾篇出彩的文章，或者是單單書畫上比較傑出，都無法在文壇站穩腳跟，就更不用說稱上一聲大家宗師了。

就像李破這種神經刀一樣，偶爾作上一首詩詞，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話，早就被人找上門來「討教」了，一次兩次你可能會湖弄過去，但三次四次呢？

靠著這些可不足以在文壇立足。

…………

虞世南如今算是生息十余載，默默耕耘，用北堂書鈔一書，得到了皇帝的贊許，順勢徹底奠定了他在大唐文壇超卓的地位。

當然了，人家夾帶私貨的本事也讓蓋文達兄弟望塵莫及，虞世南在北堂書鈔中，錄入了自己和兄長的詩文三十多篇，皇帝歷來傳頌出來的詩詞也被收入其中。

中間還截取了一些起居注所錄的逸事，著作郎是能看到這些東西的，另外最為重要的是，虞世南作為儒學大師，在北堂書鈔中載入了不少儒學資料，有重塑儒學正統的意味。

而與虞世南暗戳戳的操作不同，秘書監呈上的另外一本大作，就是在正大光明的在為儒學張目。

孔穎達領銜，與司馬才章，王恭，馬佳運等國子助教共同編纂的五經正義，端端正正的擺在了皇帝桉上。

和虞世南所著的北堂書鈔差不多，都編到一半，需要更多的人手來幫助他們完成這本著述。

孔穎達請的是龐德功作序，龐德功是前隋儒學大師，揚州人，如今年過八旬，隱居於鍾南山。

孔穎達能把他請出來為五經正義作序，說明這位儒家大師是非常看重這件事的。

前幾年孔穎達就想送呈御前，好多招些幫手，可他與蓋文達兄弟不睦，送交了兩次，都被壓在了國子監中。

孔穎達等人見此，也就絕了指望，想要憑著他們幾個人來完成這部著作，就是時間上拖的長一些唄，好過去受蓋文懿的責難。

可這也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因為要查閱典籍，他們沒有國子監出具的文書，就進不了觀文殿，只好跑去長安書院的藏書樓。

可那邊又是蓋文達在主事，於是連連受挫，蓋文達兄弟去職之前，他們的進展已經處於停滯狀態，而且完全看不到成書的希望。

現在則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孔穎達去見了秘書監正溫彥弘，與他暢談三日，終於拿到了送呈御前的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