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新聞傳播學擢升為一級學科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學科設突飛猛進，這也對教學、科研以及學術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繼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之後，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華夏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新華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紛紛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國外新聞傳播學大師經典名著漢譯本。但標志本學科學術水平、體現國內最新科研成果的專著尚不多見。
同一時期，中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有了長足進展。新聞傳播學專業點從1994年的66個猛增到2001年的232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本科、專科在讀人數已達5萬名之多。新聞傳播學學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長。目前全國設有博士授予點8個，碩士授予點40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新聞傳播學教育以高起點、多專業為特色，揭開了這兩所百年名校蓬勃發展的新的一頁。中國傳媒大學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躋身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等以新獲得博士授予點為契機所展開的一系列辦學、科研大手筆，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風采與魅力。學界和社會都企盼這些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第一梯隊」奉獻推動學科建設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以互聯網為突破口的傳播新媒體的迅速普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聯手共進，以及億萬國人參與大眾傳播能動性的不斷強化，中國的新聞傳媒事業有了全方位的跳躍式的大發展。人民群眾對大眾傳媒的使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及時、須臾不可或缺，人們難以逃脫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大眾傳媒的深刻影響。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新聞傳播學大眾化社會教育，已經刻不容緩地提到全社會，尤其是新聞傳播教育者面前。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新聞傳播學著作，已經成為當前新聞傳播學界的一項迫切任務。
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滿足學科建設、新聞傳播專業教育和社會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聞傳播學學術著作，是當前一項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重要工作。「新聞傳播學文庫」的問世，便是學者們朝著這個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新聞傳播學文庫」希望對於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討學科新體系，論證學術新觀點，尋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論述新話語，摸索論文新寫法。一句話，同原有的新聞學或傳播學成果相比，應該有一點創新，說一些新話，文庫的作品應該煥發出一點創新意識。
創新首先體現在對舊體系、舊觀念和舊事物的揚棄。這種揚棄之所以必要，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之所以擁有理論創新的權利，就在於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棄舊揚新是學科發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一位俄國作家回憶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談話時說，恩格斯希望俄國人——不僅僅是俄國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馬克思和他的話，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像馬克思那樣去思考問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詞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國與外國不同，舊中國與新中國不同，新中國前30年與後20年不同，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研究當前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自然應該有不同於外國、不同於舊中國、不同於前30年的方法與結論。因此，「新聞傳播學文庫」對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時代特征，適應時代要求，緊跟時代步伐，站在時代前列，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和理論魄力，深入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期中去，深入黨、政府、傳媒與閱聽人的復雜的傳受關系中去，研究新問題，尋找新方法，獲取新知識，發現新觀點，論證新結論。這是本文庫的宗旨，也是對作者的企盼。我們期待文庫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於把讀者引領到新聞傳播學學術殿堂，向讀者展開一片新的學術天地。
創新必然會有風險。創新意識與風險意識是共生一處的。創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說前人未說之語，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說之語。這種對舊事物舊體系舊觀念的否定，對傳統習慣勢力和陳腐學說的挑戰，對曾經被多少人誦讀過多少年的舊觀點舊話語的批駁，必然會招致舊事物和舊勢力的壓制和打擊。因此，執著於理論創新的學人們，又必須時時喚醒自己的風險意識。再說，當今的社會進步這么迅猛，新聞傳媒事業發展這么飛速，新聞傳播學學科建設顯得相對遲緩和相對落後。這種情況下，「新聞傳播學文庫」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觀點新見解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有時難以得到鑒證，即便一些正確的新觀點新見解要成為社會和學人的共識，也有待實踐和時間。因此，張揚創新意識的同時，作者必須具備同樣強烈的風險意識。我們呼吁社會與學人對文庫作者及其作品給予最多的寬容與厚愛。這里並不排斥而是真誠歡迎對作品的批評，因為嚴厲而負責的批評，正是對作者及其作品的厚愛。當然，「新聞傳播學文庫」有責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潛心鑽研、深入探討、精心撰寫、有一定真知灼見的學術成果。這些作品或者是對新聞傳播學學術新領域的拓展，或者是對某些舊體系舊觀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聞傳媒主管機構建言的論證，或者是作者運用中國語言和中國傳統文化對海外新聞傳播學著作的新的解讀。總之，文庫向人們提供的應該是而且必須是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中的精品。這套文庫的編輯出版貫徹少而精的原則，每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校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選三至五種，三至四年之後，也可洋洋大觀，可以昂然聳立於新聞傳播學乃至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紀剛剛翻去第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經過精心策劃和周全組織，推出這套文庫。對於出版社的這種戰略眼光和作者們齊心協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謝。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套文庫的工作做得越來越好。
以上絮言，是為序。
童兵
導論
一
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其他方面看，唐代都是我國歷史上一段輝煌燦爛的鼎盛歲月、一個流光溢彩的黃金時代。她所創造的文明在人類發展的整個歷程中，也是如此的光輝奪目，映照千秋。唐代，早已熔鑄成華夏永遠的驕傲和自豪。正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所總結的：
中國歷史自春秋、戰國之交進入封建社會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沿著迂回曲折的道路前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產生於西漢，第三次**產生於明清，第二次**就產生於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業品日益精巧，商業經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在政治上先後有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呈現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邁了西漢的「文景之治」。……就當時的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國，這三個中心，又以中國的地位最為突出。……唐代確實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縮印本），705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很自然，對這樣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後人總是懷著濃烈的興趣從方方面面展開研究，從而使唐代成為學術王國中的一方沃土，成為繁花似錦、美不勝收、碩果累累、層出不窮的一大領域。「中國學者因視它為**和影響的鼎盛時期和在文化、藝術等方面取得傑出成就的王朝而深為注意。日本學者之所以專心致志於隋唐時期的研究，不僅因為他們對這一時期有內在的興趣，而且因為在此期間日本深受中國制度的影響。……西方學者也早就對這一時期著了迷，1753年耶穌會宋君榮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唐代政治史；近幾十年（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筆者注），他們為促進人們對唐代的認識又作出了自己傑出的貢獻。」［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在我們看來，唐代文明不僅集古典世界之大成，而且亦開近世歷史之新聲。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開放吐納之象，「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的昂揚奮發之氣，「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奮發進取之姿，「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高瞻遠矚之懷，在在都既凝聚著中國古典的精華，又與後代世俗化氣脈隱隱相通。至於其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創設，如以開科取士為基礎的文官體系和以《唐律疏議》為藍本的法理架構，對近世歷史的意義就更為明顯突出——「前人之述備矣」。可以說，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制高點，從這一制高點上「瞻前顧後」，最容易把握五千年文明的來龍去脈。特別是，在充滿機遇與挑戰、交織希望與危機的21世紀，身處精神分崩離析、靈魂無家可歸的後現代，唐代文明的遺產便愈發顯得珍貴。因為，正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在對比唐宋兩代的總體特征時所概括的，「唐代是人文主義的」。當然，說唐世的人文氣質能夠化解現世的理性板結，無異於說唐代的藩鎮割據實為北洋軍閥之先導一樣似是而非、不著邊際。但唐代文明及其「抒情詩氣質」［美］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7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無疑可為現代社會的健全發展提供豐贍的文化資源和多維的現實參照。這也許正是越來越多的學人，鍥而不舍地探究唐代文明及其蘊涵的誘因之一吧。
二
相對於唐代其他領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聞傳播方面的探討無疑還比較冷清寂寥。與人們對近代新聞事業一茬一茬深耕細作的局面相比，唐代的新聞傳播研究整體上還是一片有待開墾的處女地。盡管近三十年來，少數先驅者從不同地點踏入這片學術園地，開始墾荒、耕耘並且有所收獲，但畢竟由於起步較晚且該領域牽連廣泛，迄今成果屈指可數，先驅者的孤獨身影在如此廣袤的天地間，也如美國早期開發西部的拓荒者一樣兀立荒原，形單影只。
關於唐代的新聞傳播，戈公振在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新聞發展史的著作《中國報學史》（1927）中，僅以有限的篇幅提了一下唐人孫可之《經緯集》里一篇讀「開元雜報」的文章。此後約半個世紀，人們對唐代新聞傳播的認識大致都停留在這一水平，進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是台灣的新聞史專家朱傳譽先生，他在1966年發表的《唐代報紙研究》一文中，「從開元雜報說起」，進而談到了唐代的「報狀與進奏院報」。參見朱傳譽：《先秦唐宋明清傳播事業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另外，黃卓明的《中國古代報紙探源》也有兩節專論「開元雜報」與「進奏院狀報」，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
直到20世紀80年代，堅冰才開始融化，局面才開始活躍，唐代的新聞傳播研究才開始顯露新的生機。導致這一轉機的因素大略有二：一是伴隨新聞學術春天的到來，新聞史的研究也大踏步地邁進，不斷將探討的觸角伸向未知的領域；二是傳播學的引進，使學術觀念豁然開朗，許多以前頗顯逼仄的論題一下變得豐富多樣，意蘊深廣。在這一開風氣之先的思潮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方漢奇先生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第一人。他發表在《新聞學論集》第五輯（1983）中的論文《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是一篇影響廣泛的學術力作，以堅實的功力、翔實的考證和完善的論述，提出唐代的「進奏院狀」應為中國同時也是世界最古老之報紙的論點。
方先生這一結論的沖擊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極大興趣。時隔不久，天津社會科學院的唐史學者張國剛先生（現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便在《學術月刊》1986年7月號上發表了與方先生商榷的文章《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所謂兩份，一指方先生文中論及的、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編號為s.1156的歸義軍進奏院狀（887），一指張先生自己發現的一份年代更早的、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為p.3547的歸義軍進奏狀（約876）。張文的結論已在標題中挑明，即進奏院狀不是「報紙」，而是「文書」。此前，張先生已在《天津日報》上發表了《邸報並非古代報紙》一文（1986年3月25日），表達了上述觀點。在我們看來，方先生探討進奏院狀的意義主要還不在於結論本身——雖說他的結論已是非同凡響——而在於從一片混沌中抓住了一個衍生力極強的學術話題，進而帶動起實際上也已經帶動起許多相關的研究。借用傳播學議題設置理論（agendasetting），方先生等於為唐代的新聞傳播研究設定了議程。對此話題大家盡可各抒己見，莫衷一是，但卻不得不說著同一話題，而在這片眾聲喧嘩的紛紛攘攘中自然會觸發許多意想不到的新知，進而使這方面原已顯得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探討，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滅變幻中，不斷向縱深處全面拓展。也就是說，進奏院狀這步棋走活了，整個唐代新聞傳播研究這盤棋也隨之走活了。所以，我們說方先生在此的貢獻首先還不在於解決了一個前人未能解決的問題，而在於以其通達的識見提出了一個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問題。即使有朝一日他的結論被改寫修正，但他的創見對唐代新聞傳播研究所具有的非凡意義卻不容置疑，正如日心說雖已過時但它對科學發展的非凡貢獻則無可估量。
三
除方漢奇先生之外，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曾在唐代新聞傳播的學術領域辛勤耕耘，默默勞作，獲得較為突出的實績。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他已發表了下列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
《有關邸報幾個問題的探索》，刊《新聞研究資料》1981年第4輯。
《唐代新聞傳播活動考》，刊《新聞大學》1982年總第5期。
《〈開元雜報〉考》，刊《新聞學論集》1985年總第九輯。
《唐代孫處玄使用「新聞」一語的考辨》，刊《新聞大學》1989年第1期。
這些論文從不同側面探討了唐代的新聞傳播活動，史料周詳，實事求是，在這一領域的拓荒者中獨樹一幟，正如方漢奇先生所稱道的：
他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他所寫的文章，論證綿密，言必有征，時有創獲，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欽佩的。方漢奇：《讀〈《開元雜報》考〉一文後的斷想》，載《新聞學論集》，第九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尤其是《唐代新聞傳播活動考》一文，以露布、條報、進奏官報、邸報、榜文等為主，較全面地梳理了有唐一代的新聞傳播活動，從整體上展示了其面貌與特征，盡管不免於先驅者難以規避的粗疏缺失，但仍不失一篇頗有價值的開創性文字。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傳播研究的深入和傳播學理的滲透，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原所長孫旭培先生所倡導的「本土化」活動參見《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另見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唐代的新聞傳播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如，1996年暨南大學新聞系的李異平和陶第遷二位先生發表的《論唐代的對外傳播》一文見論文集《面向21世紀的新聞與傳播》，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首次論及唐代的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揭示了唐代這方面傳播活動的類型(政治傳播、儒家思想傳播、經濟和科技傳播、文化傳播、宗教傳播等)和方式（和親、授學、商貿、民間往來等）。再如，劉光裕和郭術兵二位先生在1997年第1期《齊魯學刊》上發表的《論傳播方式的改變對唐宋詞的影響》一文，雖然重在文學，但對我們的研究也不無啟發。
當然，總的來看，對唐代新聞傳播領域的考察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了解與認識還遠不夠清晰、完備、深入、系統。尤其是，許多與新聞傳播有關的問題尚未觸及，即便一些論及的問題也仍然不無曖昧、模糊乃至抵牾之處，甚至個別仿佛已成定論的問題也有待進一步推敲。迄今為止，最詳盡、最充實地勾畫唐代新聞傳播風貌的，還數方漢奇先生等所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一書中由方先生執筆撰寫的有關章節，字數約兩萬字。其中所著力闡述的、同時也是學界所普遍關注的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為孫可之所提到的「開元雜報」朱傳譽先生認為，「所謂『開元雜報』只不過是唐開元年間，雜亂的新聞信」，其中的「報」字乃是動詞，不是專有名詞。見《先秦唐宋明清傳播事業論集》，前言1頁、111頁。二為唐代進奏院狀報。其他有關新聞史的著述，其實也大多不逾這兩項。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徐培汀與裘正義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一書，在講到「隋唐傳播事業和官報體系」時，就基本沿用了上述研究中的觀點，重點依然是「開元雜報」和進奏院狀報。這既反映了研究的現狀，又展示了研究的前景。「前人智力之所窮，正後人心思之所起」（紀曉嵐），在唐代新聞傳播這方學術天地中，先驅者披荊斬棘的努力已為後來者打開了缺口，踏出了道路，甚至提供了可以依憑的落腳點，他們許多原創性的觀點更像夜幕籠罩中的一座座燈塔，引領探險的人們向神秘未知的領域前行。他們止步的地方，正是後人起步的地方，用紀曉嵐的話說「有所藉者，易為力也」。
另外，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紛然雜陳、森羅萬象的隋唐研究中，有不少大家在追逐各自感興趣的目標時，曾不經意地涉足新聞與傳播活動領域，留下深淺不一的足跡。由於勾連繁復，這類材料不可能悉數列舉。如關於韓翃由「邸報」得知授官一節，就有傅璇琮先生《關於〈柳氏傳〉、〈本事詩〉所載韓翃事跡考實》和周紹良先生《〈柳氏述〉箋證》等文可供參考。參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再如關於唐代的郵驛制度，陳沅遠先生也曾在《唐代驛制考》一文中早有論述。參見《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五期。至於像陳寅恪、向達、岑仲勉、王仲犖等先生在其史著中所提供的線索與啟發，就更是不勝枚舉了。這些著述與《舊唐書》、《全唐文》、《全唐詩》等一手資料一樣，都是研究唐代新聞傳播活動的重要依據。
四
從縱的時間維度看，我們所說的唐代新聞傳播並不僅限於有唐一代，即從618年唐高祖立國到907年唐哀帝禪位。因為，唐王朝的歷史生命同此前的隋朝和此後的五代十國構成相對完整的板塊，形成血脈相通的肌體。隋朝的歷史雖然短暫,從581年到618年不過三十多年，但它卻為唐帝國的空前統一與繁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就此而言，隋朝與秦朝頗為相似，它們都是兩代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都建下一種為來世開太平的豐功偉業。沒有秦朝便不可能有漢朝的強大，沒有隋朝同樣不可能有唐朝的崛起，范文瀾先生說得好：
秦始皇創秦制，為漢以後各朝所沿襲，隋文帝創隋制，為唐以後各朝所遵循，秦隋兩朝都有巨大的貢獻,不能因為歷年短促，忽視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冊，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至於從907年梁太祖朱全忠即位到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稱帝的五代十國時期，看似朝代更迭，天子輩出，城頭頻換大王旗，但整體格局實為唐代後期藩鎮割據軍閥混戰的歷史之延續。如以統一與分裂為視角，那么從隋初到唐中葉的安史之亂爆發，統一的趨勢不斷強化；而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不斷加劇，這一升一降的持續運動，也使隋唐五代成為無法割裂的歷史板塊。探討唐代的新聞傳播，自然應遵循史家的這一共識，即將上限推到六世紀下葉，而將下限延至十世紀中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