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在唐代的官方傳播網絡中，進奏院一直是新聞史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wwwwcom因為，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國最古老的報紙可上溯到唐代。而「唐代報紙的孕育和發展，是和唐代邸務和藩鎮制度的發展緊密聯系的」方漢奇、寧樹藩、陳業劭等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3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另外，經方漢奇先生考訂並確認的一份現存最古老的報紙，也正出自歸義軍進奏院。參見方漢奇《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載《新聞學論集》，第五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同時，唐史研究者張國剛先生又從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物中，發現了一份年代更早的歸義軍「進奏院狀」，而他認為進奏院狀不能算報紙。詳見其《兩份敦煌「進奏院狀」文書的研究》，載《學術月刊》，1986（7）。如此說來，唐代進奏院在中國新聞傳播發軔史上的地位便顯得十分突出，乃至於從某種意義上講，唐代進奏院的面貌，決定著中國乃至世界最原始的報紙的面貌。
那么，唐代的進奏院究竟是怎樣一種面貌呢？遺憾的是，對這一關鍵問題，對唐代進奏院的由來與發展、構成與運作等環節，迄今為止傳播史家尚未厘清，其間尚存一些語焉不詳、朦朧恍惚甚至矛盾混亂之處。因而，我們需先就這一問題做一剖析，以期廓清唐代進奏院的「廬山真面目」。
進奏院的由來
應該承認，關於唐代進奏院，當時和後來的文獻中都沒有留下多少詳備的記錄，似乎史家對此都惜墨如金，不肯浪擲一詞。這也難怪，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的編者在談及「史料的問題」時所言，許多在近代歷史學家看來極為重要的人類活動領域，「當時的史官或因視為理所當然，或因認為與公認的歷史標准內容無關，所以就干脆輕易地放過了」［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48頁。
目前所見的一份較全面記述唐代進奏院的材料就是常被征引的柳宗元的《邠寧進奏院記》。「邠寧」指邠寧節度使，邠寧節度使設置於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四年，即唐肅宗乾元二年(759)。當年正月，史思明在河北魏州自稱大聖燕王，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六十萬大戰史思明於相州(今河南安陽)，不料竟潰不成軍，眼見勝利在望的戰局又陡然逆轉。正是在這種嚴峻局勢下，「六月，丁巳，分朔方（節度使）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資治通鑒》卷221。邠寧的轄區約當今西安北至延安一帶，它的進奏院在長安城內的宣陽坊。參見（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柳宗元的《邠寧進奏院記》一文，對唐代進奏院的由來與職能做了如下敘述：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彩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柳河東集》卷26。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歷來地方官進京朝覲述職，都得有個居住的地方，以便上朝時修整儀容，相聚時有處商討。這在周朝，就是「邑」；在漢朝，就是「邸」；在唐朝，就是進奏院。進奏院的官員受各地方鎮的委派出使京城，帶著奏章面見皇上，同時就疑難事項向有關部門咨詢，並與各方相溝通，以使朝廷的政令暢達。凡是想在首都一展風采者，大都經由此道。所以，執掌進奏院的官員，肯定可以獲得登朝堂，歷宮廷，拜見皇上從而通悉內外之情的機會。
柳宗元以寥寥幾句便勾勒了進奏院的概貌，以及進奏院仰藩鎮之威而通天聽之勢，筆法簡當，令人嘆服。只是講到進奏院的起源時，僅以周之邑和漢之邸與之進行類比。這種類比如同現在人們常將進奏院與各地駐京辦事處所做的類比一樣，固然便於直觀了解進奏院，但於唐代進奏院的由來及職司未免顯得過於籠統，不得其實。
認真追溯起來，唐代中後期出現的進奏院或許應從唐初的朝集使說起。張國剛先生認為，朝集使與進奏院沒有直接的遞嬗關系，參見其《唐代進奏院考略》，載《文史》，第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不過，若從地方與中央的聯系上看，二者的功能不妨說存在間接的傳承。朝集使不是常任的官職，而只是對一種臨時性使臣的稱謂。唐承隋制，每年的歲末年初，州級以上的各行政長官如都督、刺史等，必須輪流到京城集中，這些聚集京師的封疆大員便是朝集使。倘若某地遭受自然災害，或遇軍情緊急，那么主官不必親行，可以委派上佐幕僚充任朝集使。另據《唐會要》卷24「受朝賀」雲：「(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敕：靈、勝、涼……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揚、益、幽……等十二州為要州。都督刺使並不在朝集之例。」朝集使的任務是「匯報所屬官吏考課情況，進納本地貢物，聆聽皇帝敕命」《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條，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具體的日程安排為：
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群官禮見，然後集於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正月一日)，陳其貢篚於殿庭。《資治通鑒》卷193太宗貞觀五年正月胡三省注。另《唐會要》卷7「封禪」：「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
尤其是新年元旦這一天，皇帝要大會群臣，在朝堂舉行隆重的慶典，謂之「元正朝集」，朝集使的參拜活動至此達到高潮。此後，朝集使們便可收拾行裝，陸陸續續打道回府了。
由此看來，朝集使在京城逗留的時間長達兩個多月。《資治通鑒》卷197載：「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由此看來，朝集使在京時間似乎還要再長一些。其間，住宿一項自然成為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唐朝開國之初，由於百廢待興，許多運作程式尚不完備，不少典章制度還在草創之際，各地朝集使來京後都沒有專門住處，而只能臨時租房，與各色閑雜人員混居。就像《資治通鑒》中所寫到的：
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進京，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租賃)屋與商賈雜居。《資治通鑒》卷197。
這種狀態對高人一等的朝廷命官來說，難免尷尬；對朝集使所履行的差命，也多有不便。故而唐太宗有一次對侍臣專門提及此事時說道：「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嘆。」《通典》卷74。太宗以先秦的邑和漢朝的邸為先例，自然不堪忍受這種朝集使(考使)與末流之輩(商人)雜居的局面。
於是，貞觀十七年(643)十月，李世民下詔，「令就京城內閑坊，為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同上。建成後，李世民還親臨視察。這三百余所朝集使在京的官邸，與當時全國358個州的總數相當，唐初州的數目,出自《劍橋中國隋唐史》，173、203頁。大約合一州一邸。從此，地方官進京辦事，就有了一個固定的居停之所，對此我們可以恰當地稱之為各州的駐京辦事處。不過，好景不長，不到半個世紀，至高宗永淳元年(682)，由於「關中飢乏，諸州邸舍漸漸殘毀」《通典》卷74。到中宗神龍元年(705)，更有朝臣上奏，請求將諸州邸舍變賣參見《通典》卷74。另《隋唐嘉話》卷下對此也有記載，不過時間、人物與《通典》有出入，其略雲「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朝集使的職任仿佛可有可無了。
長安與諸道進奏院
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安史之亂爆發。這個凸現於唐代中葉的天崩地裂的事變，將有唐一代的歷史攔腰斷為兩截。從此，中央與地方、朝廷與藩鎮之間的明爭暗斗，便構成唐代下半期的一條歷史主線。
正是在這一中央權威日衰而割據勢力日隆的背景下，當年唯恭唯謹、貢奉述職的朝集使便從歷史的畫面中悄然淡出《通典》卷74：「至建中元年十二月(780)敕每州邸舍，各令本郡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戶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住，過事卻收。』敕旨『宜依』。」可見此時局面已大不如貞觀年間，而此後朝集使的身影幾乎從史家筆下消失了。另外《資治通鑒》卷226在寫建中元年史事時提到：「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又據《唐會要》卷24《受朝賀》：「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來，典禮廢墜，州郡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典(州府計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取而代之的便是作為「唐五代諸道方鎮及直隸州在京師長安所置辦事處」《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進奏院」條，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的進奏院。進奏院大約出現於兵荒馬亂之際的肅宗與代宗時期，最初的情形已不可考，想來當是在平定安史之亂中，一些主要的軍鎮如郭子儀的朔方軍、李光弼的河東軍等，為加強同中央及各地的聯系與協調而臨時設立的應急機構，所以開始都叫「上都留後院」「留後」又稱「留侯」。高承《事物紀原》卷6引《宋朝會要》雲：「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侯院。」。至代宗大歷十二年(777)五月，「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為進奏院」《舊唐書》卷11。這是進奏院的正式設立。主持各進奏院事務的一般都是節度使麾下的大將，稱進奏官，又稱進奏吏或邸官、邸吏。筆者所見最早一條提及進奏官的材料，出自郭子儀的《祭貞懿皇後文》。貞懿皇後為代宗的寵妃，大歷十年去世，「追謚曰貞懿皇後，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大歷)十三年十月方葬」《舊唐書》卷52，另《文獻通考》卷60雲：「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大將主之，謂之上都留後。大歷十二年，改為上都知進奏院。」。下葬之年正是上都留後院改名為上都進奏院的第二年。郭子儀在這篇祭文中提到的「上都進奏院官傅濤」，大概是見諸文獻的第一位進奏官了。《因話錄》卷1載柳芳為郭子儀草《祭貞懿皇後文》事，祭文開篇寫道：「維某年某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洛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後行宮……」
作為「藩鎮和朝廷間的聯絡機構」黃卓明：《中國古代報紙探源》，30頁。唐代的進奏院不僅隨著藩鎮勢力的崛起而出現，而且隨著藩鎮勢力的發展而變化。到了9世紀初葉，全國節度使已發展到48個參見李吉甫：《元和國計簿》，見《通鑒》卷237元和二年。與此同時各道進奏院也差不多達到相當於此的數目。據清人徐松撰述、近人李健超增訂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一書記載，唐代設在長安的進奏院至今可考的共有53家，詳細情況與具體分布所示：
約占總數2／3的進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與平康坊，其中尤以崇仁坊為盛，達到23家。這一布局的形成當然不是偶然的。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下面不妨先簡單談談唐代的長安。
長安，居唐代「五都」之首五都包括長安、洛陽、太原、鳳翔和江陵，見《唐大詔令集》卷69《元年建卯月南郊敕》。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長安的城市布局十分規整，整個城市呈坐北朝南之勢，頗具王家氣派。其中位於北端居高俯瞰的，就是皇宮。這與明清皇宮位於市中心的格局形成明顯而有趣的對照：一者是開放吐納的，一者是局促封閉的，其間所表露的不同文化心態耐人尋味。唐代皇宮由兩部分組成，即南部的皇城和北部的宮城。皇城主要是政府各部門如尚書省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乎其間」（《唐六典》）。宮城是皇帝、後妃等居住活動的地方，其主體便是唐人習稱為「西內」、「大內」的太極宮，而它的北門正是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的玄武門。
除太極宮之外，在長安宮城東北龍首原上，還有唐時稱為「東內」的大明宮。這里是皇帝朝見群臣、處理政務的地方。朝廷的最高權力機構——中書省與門下省也都設在此處，也就是說唐朝的宰相們都在東內辦公。所以大明宮堪稱唐王朝的政務中樞。在大明宮以南皇城以東，還有被稱為「南內」的興慶宮。它原是唐玄宗做王子時與兄弟們同住的宅邸，號稱「五王子宅」，後來他當了太子還住在此處，開元初遂令將這一片潛龍之邸擴充為興慶宮。以上猶如「品」字鼎足而立的大內、東內和南內，就是唐人常說的「三大內」，亦即柳宗元《邠寧進奏院記》所稱「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的場所。
三大內外圍的長安居民區稱外郭城，在統一的設計下被整整齊齊地劃分為一百零八坊(或說一百零九坊)和東西兩市。從皇城中門的朱雀門起，由北而南的朱雀門大街猶如一條中軸線，將長安城分為東西兩半，東邊屬萬年縣，西邊屬長安縣，兩縣統歸京兆府管轄。城內的十四條南北街和十一條東西街垂直交叉，將全城切割成一個個獨立而又相連的坊，其中東市與西市各占兩坊之地。坊是長安市內的基本住宅區，除皇室及其侍衛之外的幾十萬長安人，包括官員、百工、市民、商旅等都散居在這一百多坊之中。每坊四周都有高大的夯土圍牆，四邊各開一門，坊門晨啟昏閉，城區實行宵禁。坊內為一寬敞的十字街巷，連通四門，巷內有曲，將每坊隔為十余區，其間遍布王府、官邸、寺觀、店鋪等。一般說來，達官顯宦、文士名流大都喜歡居住在朝市附近（朝指皇宮，市指東西兩市），東城萬年縣更是首選之區。
理清了唐代長安的基本格局，也就不難理解進奏院的分布特征了。對照唐代長安的地圖，可以一目了然地發現，各進奏院所在的坊都在東城，並都緊挨著品字形的三大內。其中集中了最多進奏院的崇仁坊就在品字的兩個下口之間，具體說就在皇城與南內之間，往北隔三個坊正對著品字上口的東內，往南依次為妓院雲集的平康坊(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雲：「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師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與宣陽坊(以進奏院數而論，兩坊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這兩坊的東面正是長安城最繁華的東市，或稱唐代長安的王府井。難怪「選人京師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唐兩京城坊考》卷3。同樣，毫不奇怪，2／3的進奏院也自然都集中在祟仁坊一帶。既然進奏院要代表地方藩鎮同中央王朝打交道，既然作為常設機構進奏院除公干之外，還免不了有大量的生活起居之需；那么，在長安城里，還有哪里比崇仁坊這類既靠近宮廷又毗鄰鬧市的里坊更便利更合適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對進奏院的官員來說，這樣的地方顯然是進退自如，左右逢源。順便提一下，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據姜亮夫先生考訂，張議潮之名不應作張義潮。詳見《向達先生紀念文集》，74頁。後來入朝為官，朝廷賜他的一處宅邸就在平康坊參見《唐兩京城坊考》卷3。而歸義軍進奏院所在的街坊卻湮沒無聞了。從這一情況可以推斷，上列「唐代上都進奏院詳情一覽表」中的五十三家進奏院，並不代表進奏院總數，而僅僅代表目前坊里可考的進奏院總數。當然，實際數目應該距此不遠。
進奏官素描
關於唐代進奏院的職能，唐史專家瞿蛻園先生曾做過精煉的概括：
唐代藩鎮均於京師置進奏院，以進奏官任呈遞公文，探報消息之責，有似明、清督撫所派駐京之提塘官，但進奏院初名留後院，以大將主之，得以入見皇帝陳述事件，非提塘官之為低級武弁可比。（清）黃本驥：《歷代職官表》附錄《歷代職官簡釋》(瞿蛻園)，15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新聞史權威方漢奇先生又進一步闡明：
(進奏院)既為所代表的地方呈遞章奏，下達文書，辦理需要和政府中樞各部門請示匯報聯系交涉的各項事宜，也為地方了解、匯集和通報各項政治消息。方漢奇、寧樹藩、陳業劭等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37頁。
下面我們就從進奏官入手，來探究一下進奏院的日常事務。
如前所述，主持進奏院日常工作的是進奏官。進奏官由藩鎮首腦委任，多為親信，「因此只對派遣他的藩鎮和諸道長官負責，不受朝廷管轄」同上。鑒於藩鎮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為政的局面，稱雄一方的割據勢力常似獨立王國、各行其是的史實，類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為奇了。昭宗龍紀元年(889)，權勢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溫)，在剛被封為東平郡王之後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領鹽鐵使這一肥差，結果遭到嫉惡如仇、欲振朝綱的元老重臣孔緯的斷然拒絕。孔緯聲色俱厲對宣武軍進奏官說道：「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資治通鑒》卷258。完全是一副兩國交兵最後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後院，還是上都進奏院，從傳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風報信，即向朝廷稟報有關事項和向藩鎮傳遞有關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鹽鐵使一例所示，後者則更頻見於史籍記載。比如唐昭宗天復三年(903)，盤踞開封的朱全忠准備向山東淄青鎮節度使王師范發起攻擊，但又害怕他的老對手、山西軍閥李克用抄自己的後路。於是，他就在長安故意放出風來，說我與李克用本沒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撫慰雲雲，擺出一副和好的姿態。這個政治氣球立刻由李克用的進奏官傳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識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這個老賊想用兵淄青，說這番漂亮話不過是怕我從背後襲擊他罷了。」《資治通鑒》卷264。
隨著朝廷的日漸衰敗與藩鎮的日漸強橫，進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從循規蹈矩、奉命唯謹變得飛揚跋扈、盛氣凌人。比如，進奏院出現之初的德宗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單騎撫定陝虢叛亂前，曾召集「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談話，氣氛好像一場國務院的記者招待會。參見《資治通鑒》卷231。時隔不到半個世紀，至文宗太和七年(833)，當朝廷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為檢校吏部尚書時(當時的吏部尚書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為「大尚書」)，楊志誠的進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見宰相，辭令傲慢地故意說道：「軍中不識朝廷之制，惟知尚書改仆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這等於明言，宣詔的敕使一到盧龍必被拘留。聽到這種放肆的言論，宰相也無可奈何，只能「不以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寫道：「徐迪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無所憚耳。」《資治通鑒》卷244。
誰知更加無所忌憚的還在後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劉季述等發動宮廷政變，囚禁皇帝，矯詔令太子繼位，而策劃這場政變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軍的進奏官程岩。當時他「率諸道邸吏牽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資治通鑒》卷262；《舊五代史·李振傳》。不過，這場政變很快破產，劉季述等被誅。此前，朱全忠在開封曾召還程岩，等聽到昭宗復辟的消息後，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師」。後來，程岩與其他同謀一起被斬於長安。這場鬧劇雖然未能成功，但進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卻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國古代的歷次廢立行動中，由進奏官參與策劃的大概唯有這空前絕後的一次。當時進奏官之地位於此可見一斑。
當然，進奏官的權勢說穿了不過是狐假虎威，挾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鎮強，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東進奏官，朱全忠的宣武進奏官等；而藩鎮弱，則其說話就軟，如歸義軍進奏官代張淮深求賜節度使旌節達十幾年而毫無結果。至於哪個藩鎮一旦被朝廷宣布為叛鎮，號令舉國共討之，那么其進奏官可就成了過街老鼠。如武宗會昌三年(843)，河北的昭義軍叛亂時就是如此。當時入唐求法寓居長安的日本和尚圓仁，對此有過生動的記述：
河北道潞府節度使劉從簡(應為劉從簡之子劉稹，時劉從簡已死——筆者注)叛，勅(敕)下諸州府，抽兵馬都五萬軍，打潞府。……潞府(即昭義)留後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孫，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脫，不知去處，諸處尋捉不獲。唯捉得妻兒女等，斬(殺)破家。有人告報：「潞府留後押衙畺孫剃頭，今在城僧中隱藏。」……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京兆府投新裹頭僧於府中，打(殺)三百余人。［日］圓仁著，顧承南、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17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代與進奏院相關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發生於李師道東都進奏院的一次流產暴動。李師道是淄青節度使，他設在洛陽的進奏院是史書所載的少數幾家東都進奏院，地處城區南端的興教坊參見《唐兩京城坊考》卷5。傍依伊水，前臨嵩岳。我們推想，這家進奏院當與東都的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形同虛設。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歷史事件，李師道設在洛陽的這一莫名其妙的進奏院八成也消失在歷史的雲霧中了。關於此事，史書多有記載，下引的一段出自《舊唐書·本紀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陰與嵩山僧圓凈謀反，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洛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而肆行剽掠。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洛陽)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眾)則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盡擒之，審訊其首，僧圓凈主謀也。僧(圓凈)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這里，我們感興趣的只在進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這部分內容偏巧缺失。現在唯一知道的一點就是進奏院里藏匿了數百兵丁，表明其建築規模相當可觀，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們從不同角度對唐代進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職能做了概略的描述。總括起來說，唐代進奏院源於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師無邸」，朝集使只能租房與商賈雜居，至貞觀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為之作邸」。安史之亂後，各藩鎮開始陸續在京師設立上都留後院。代宗大歷十二年，諸道留後院正式更名為進奏院。現在坊里可考的唐代進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數距進奏院的實有數目相去不遠。此外，在東都洛陽還有淄青等幾家進奏院。進奏院除了通風報信之外，還經常干預朝政、撥弄是非。《資治通鑒》卷260昭宗乾寧二年五月載：「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李克用)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及三帥(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入朝，聞(薛)志勤之言，貶(劉)崇望昭州司馬。」至於進奏院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則待後文另述。
下篇
勾畫唐代的官方傳播網絡，不能不涉及交通；單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關注的又在於唐代的一整套驛傳系統。
陳鴻彝先生在《中華交通史話》一書中，寫下一句簡明而不無深刻的話：「交通，說到底，就是人員、物資與信息的交換與流通。」陳鴻彝：《中華交通史話》，4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對現代人來說，交通的信息傳播功能已不明顯。因為，從傳播的角度看，交通無非是人際傳播的延伸，或者說是人與人之間傳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資訊發達、媒介興盛的現代社會，人們通過報章雜志、廣播電視、電話電傳以及新興的互聯網，便能及時便利地獲得潮汛般的滾滾信息，無需等待遠方的行旅之人親自捎來的口信，往昔許多親身交往當面溝通的機會已被越來越多的現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對古人來說，交通卻是信息得以流通傳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類發明電報之前，『通信』問題基本上等同於交通問題」(吳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斷絕不僅意味著人員與物資的阻隔，同時也意味著信息的阻隔，所謂「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杜甫《贈衛八處士》)。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後，地處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隴右駐軍東調之機，占領了河西走廊，切斷了西域守軍與內地的聯系。此後大約五年，朝廷與西域之間彼此都不知對方的情況，以致守軍仍舊沿用已經更改的年號，而當朝廷後來得知他們忘身報國、堅守西域的通報後，上下無不為之「酸鼻流涕」余太山主編：《西域通史》，188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唐代的交通，是一個包括道路、橋梁、車船、旅店、驛傳等多項因子的大系統；其中，最富有傳播意味的還是驛傳，即一個由驛路、驛站、驛卒、驛馬、羽檄、符節等名目構成的子系統。整個唐代的官方傳播網絡，就是由這一系統支撐起來的。馬克思曾將中國皇帝與其官吏間的交往，說成是「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0頁。而支撐這一聯系的現實基礎不是別的，正是那「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驛傳系統。它猶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經傳導網絡，將中樞——朝廷及其所屬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機地連為一體，從而形成「大一統」的格局。
歷史上的驛傳
所謂驛傳，區分起來基本上乃由驛路與館舍兩個相連而相別的部分所組成。前者是以官道為主的交通「網線」，「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王維《隴西行》)，便是其形象寫照。館舍是驛傳系統的「網結」，作為驛路上的中繼站供途中往來人員歇宿休憩。杜佑《通典》卷33鄉官言「三十里置一驛。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是就館驛的名稱說的。而我們這里對館驛的區分，則是著意於功能。《太平廣記》收有這么一則文壇軼事：
劉禹錫赴姑蘇，道過揚州。州師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己有也。(女子)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司空)特令二樂妓侍寢。」《太平廣記》卷273「劉禹錫」條。孟棨的《本事詩》對此記載稍有不同，事中司空為李紳。
這里說的「大醉而歸驛」的驛，其實就是驛館。至於劉禹錫醉中所賦的那首詩，便是司空見慣一典的出處：「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驛路與館舍，仿佛一串不可分開的珍珠項鏈，一者是珠，一者是鏈，二者總是彼此相連，就像岑參《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一詩里所寫道的：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下面先談驛路，再說館舍。
說到唐代的驛傳，讓我們先來看兩首雋永的小詩：
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陸凱《贈范曄》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全唐詩》卷27雜曲歌辭。
這兩首小詩一為南朝人所作，一為唐朝人所作。很顯然，兩首詩的意境一脈相通。不過，我們感興趣的不在詩的藝術，而在詩中歷史畫面的相似與相承。事實上，唐代的驛路交通正是從前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如高適在《陳留郡上源新驛記》一文中對此所做的簡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事，施於政者，蓋有章焉。唐皇之興，盛於古制，自京師四極，經啟十道，道列於亭，亭實以駟，而亭惟三十里，駟有上中下，豐屋美食，供億是為，人跡所窮，帝命流洽，用之遠者，莫若於斯矣。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3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細考起來，唐的驛政可上溯到西周時期的置郵傳命制度。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記載，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齊，欲對兩位「賢士」行刑，周公聽到消息後，立刻「乘傳」前往齊國去勸阻。所謂「傳」，即後世常說的「驛」。借用顏師古的解釋：「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漢書·高帝紀下》顏師古注。周代擔負傳驛事務的，稱行夫。他們在天子與諸侯之間，在各個邦國之間穿梭往返，傳遞各種官方信息，「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周禮·秋官·行夫》)。行夫傳命分徒傳與遽傳，前者步行，後者乘車。《詩經·小雅·大東》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孫丑上》篇引孔子的話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據此可知當時驛路之暢和遽傳之迅。周人有「師行三十」的說法，意謂部隊行軍每天以三十里為程，故三十里又稱一舍，舍有支帳露宿之意(「凡師，一宿為舍」《左傳·庄公三年》。)，退避三舍之說便由此而來。周人定制，後人因之。正因如此，歷代多將兩驛之間的距度定為三十里《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後漢書·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舊唐書·職官志》：「凡三十里一驛。」，而傳舍、客舍、館舍等名稱的由來也與此相關。
當然，對唐代驛制產生直接影響的還得首推魏晉南北朝驛制，二者的親緣關系在前引兩首小詩上得到傳神的體現。南朝的驛傳體制在秦漢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中較突出的一項就是南方興起的水驛。水驛最早出現於孫吳時代，兩晉以後日漸普及，日趨發達。當時江南地區的公文傳遞與官員赴任，大多經由水驛。另外，北方的驛路也四通八達，十分暢通。下面一則軼事，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的驛傳情形：
(陳)元達少有志操，(劉)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征元達。《資治通鑒》卷85。
1972年，在嘉峪關的魏晉墓里，出土了一塊畫像磚。上面繪著一個驛使騎在紅鬃馬上，一手持韁，一手舉著文書疾馳飛奔，生動地再現出當時的歷史情景。東晉的蔡謨，在談及後趙的驛傳時說道：
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晉書》，中華書局1987年標點本，第7冊，2038頁。
前秦苻堅建都長安後，在王猛的輔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嚴密規整的驛傳體系：
自長安至於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晉書》，中華書局1987年標點本，第9冊，2895頁。
當他聽說西域有一位名叫鳩摩羅什的高僧時，下令大將呂光：「若獲羅什，即馳驛送歸。」所謂馳驛，是與乘驛相對而言的。如果把乘驛比作普快，那么馳驛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況下使用，一者在緊急情況下使用。北齊時規定，陸驛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從長安到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2冊，2159頁。另見《資治通鑒》卷113。
魏晉時代的這套完備發達的驛制，為隋朝所直接繼承，而且繼承得順暢自然，天衣無縫。這並沒有什么可驚奇的，因為隋之取代北周本來就是一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過程。於是，公元580年當楊堅派心腹韋孝寬，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時任相州總管尉遲迥的職務時，韋孝寬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驛傳系統，導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劇。當時，尉遲迥已知楊堅「將不利於(北周)帝室」，准備「舉兵討之」《資治通鑒》卷174。韋孝寬行至中途，察覺形勢不妙，趕忙打道回府。為防追兵，韋孝寬想出這么一條妙計：
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尉遲)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同上。
隋唐之際，戎馬倥傯。從楊堅稱帝到楊廣被弒，三十多年間兵革不息，烽火相連，內外戰事此起彼伏。結果，驛傳系統總是加班加點忙得不亦樂乎。翻開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乘驛馳傳之類的字眼觸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賀婁)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余口，二旬而還。《隋書》卷53。
(公元590年)秦王(楊)俊為並州總管，(王韻)仍為長史。歲余，(王韻)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王韻字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也?」言甚凄愴。《隋書》卷62。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楊)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楊)素以余賊未殄，恐為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資治通鑒》卷177。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楊)重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資治通鑒》卷179。
…………
車轔轔，馬嘯嘯，驛道上滾滾的煙塵驚擾得行人惶惶不安，一陣陣急促的馬蹄聲潮水般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地響過，為隋唐之際的大動盪平添許多喧嚷惶亂的聲息。以至於天台宗創建人智，都不得不向曾駐江都的東南總管楊廣上訴，「請求地方上兩座保存高僧聖骸的寺廟不受嘈雜的驛站交通的打擾」參見［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116頁。智不知道這種打擾已經接近尾聲了。隋朝的覆亡始於楊玄感的叛亂。在鎮壓這次突如其來的兵變時，驛傳作為朝廷的神經傳導系統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此後這一系統便隨王朝的分崩離析而改換門庭。大業九年(613)，當隋煬帝在高麗前線苦戰之際，後方督運糧草的楊玄感舉兵反隋，一時應者雲集，天下竦動。煬帝慌忙派遣身邊的「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武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隋書》卷4。另《隋書》卷61《宇文述傳》載：「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當時率領水軍正准備由東萊直趨平壤夾攻高麗的大將來護兒「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即日回軍，令子(來)弘、(來)整馳驛奏聞」《資治通鑒》卷182。正是在這一派兵慌馬亂乘驛馳傳聲中，李唐王朝的身影開始從歷史的風雲變幻中顯現出來。
隋唐驛傳的發達
唐朝開國元勛魏征，當年奉使出關時，寫下一首沉雄慷慨而啟盛唐之風的名作《述懷》：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越，憑軾下東藩。……
對於此詩及其本事，人們都很熟悉，但對他「驅馬出關門」是乘傳而行便未必清楚了。那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魏征隨(李)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即李淵)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李密舊將)徐世書，勸之早降。《資治通鑒》卷186。
於是，徐世便投降了李唐王朝，被賜予「御姓」，成為凌煙閣上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李世。但他的孫子後來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又被削奪李姓，復還原姓，這就是賺得駱賓王一紙千古檄文的徐敬業，而徐敬業兵敗被殺後，他的首級還是由驛馬載入洛陽的。參見《太平廣記》卷163「楊柳謠」。
唐代疆域遼闊，氣魄恢宏，文化昌盛，聲威遠播。它的水陸交通線覆蓋全國，通達四鄰，為大唐帝國空前規模的人員來往、物資交流和信息傳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正如陳鴻彝先生所概括的：
唐政府除對上述國家干道倍加注意外，在各州郡之間，還修築了地方干道，各縣之間，也有大道相通，這樣層層級級，構成一個覆蓋全國的巨大而稠密的交通網絡，水陸通聯，江海並舉，使全國經濟文化交流空前活躍起來。……「憶昔開元全盛日，遠行不勞吉日出」，講的就是交通形勢。陳鴻彝：《中華交通史話》，150頁。
與之相應，唐代的驛傳也達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完美程度。據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一文所述，唐代以長安為中心有七條重要的驛道，呈放射狀通往全國各地，「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驛道不僅平整寬闊，而且夾道綠樹成蔭參見［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133頁。往來使者，通行無阻。
在驛道沿線一般每隔三十里設一驛(館)王宏治先生嘗言：「三十里置一驛是唐代的法定驛程。但在西北、西南等邊遠處，或『須依水草』，或『地勢險阻』，驛程往往超過三十里，為六、七十里，甚至達百里之遙。而在京畿腹地，則因事繁劇且急切，又往往少於三十里，甚至僅八里。」詳見其《關於唐初館驛制度的幾個問題》，載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唐朝極盛時期「天下驛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水驛二百六十個，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個，水陸兼驛八十六個。參見《唐六典》卷5「駕部郎中」。李白流放夜郎時，乘的就是水驛。這個「綉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余光中)的浪漫詩人，如今被押解著去荒遠之地，心情自然十分苦悶，因而途中作詩寫道：「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參見《全唐詩》卷173。而當他突然遇赦獲釋時，那心情又像飛流而下的小船一日千里：「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般來說，水驛備船，陸驛備馬，所備船馬數目如下：
陸驛驛馬，京城都亭驛七十五匹，諸道之驛視其繁閑分六等，依次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驛驛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縮印本)，888頁。
另外，「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蓿」《新唐書》卷46。就是說每個驛站撥給四百畝驛田，專門用於種植飼料。
唐代驛傳系統的最高管理部門，屬尚書省六部中的兵部，具體說是兵部所屬兵部、職方、駕部與庫部四個部門中的駕部。駕部有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三人，從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書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員外郎之職，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舊唐書》卷43。除中央部門外，地方諸道各設館驛巡官四人參見《新唐書》卷46。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舊唐書》卷44：「兵曹、司兵掌武官選舉、兵甲器杖、門戶管鑰、烽候傳驛之事。」，諸縣令兼理。為督促這些常設部門的工作，唐玄宗開元年中，又「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正式定「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資治通鑒》卷240胡三省注。唐中期後，宦官勢力猛增，竊權弄柄無所不為，從8世紀後期開始，他們進而插手「管理驛傳、館舍」［英］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隋唐史》，713頁。頻充館驛使。參見《資治通鑒》卷240憲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壬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
在驛道上乘傳馳驛，決非隨心所欲如郊游旅行，而是有一整套嚴格的規矩。首先，任何「搭乘」人員，不管是驛使還是往來遷黜的朝廷命官，都必須持有通行證——「傳符」《舊唐書》卷43：「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在京人員的傳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門下省審批《舊唐書》卷43：「(侍中二員)若發驛遣使，則給其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在外則由各軍州頒發。《舊唐書》卷13：「(貞元八年)閏月癸酉，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俾還朝。……』從之。」其次，什么級別的干部乘什么級別的車，都有定制：
給驛(馬)者自一品八匹遞至七品以下二匹，給傳(車)者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馬。《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縮印本），888頁。詳見《新唐書·百官志》。
最後，最要命的是，驛道上的各色人等每天應走多遠，也有法定的里程，若在指定的時間不能到達指定的位置，就要受到輕重不等的相應處罰。如驛使傳遞公文，耽誤一日杖八十，若耽誤的是軍事情報，則處一年徒刑。參見《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年標點本，210頁。根據唐制，「乘傳(車)日（行)四驛(一百二十里)，乘驛(馬)日(行)六驛(一百八十里)」《資治通鑒》卷203則天後垂拱二年三月胡三省注。這種驛傳的定程化，其便利統治的優越性不待多言，如對一切屬於官事范疇的人員流動實施嚴密的監控，若想越雷池一步立刻就會露出馬腳。再如，「對於京師的當權者來說，那遍布全國的驛站和驛道，便有如拴著一串串螞蚱的繩子，若是心血來潮，要追加什么處置，只須順便提起一串，指點著其中的一只，說一聲『欽此』，緹騎順藤摸瓜，省心極了」夏堅勇：《湮沒的輝煌》之《驛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由於時速、里程、停靠地點等都有定式，因而一上驛道就如列車開行般准時正點。白居易在一首憶念元稹的詩中寫道：「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而這一天元稹恰到梁州驛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