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縣目前是大唐最富裕的一個縣。

這一點從夏賦，秋稅中就能看的出來。

僅僅是晉昌坊跟曲江坊這兩個坊市，就貢獻了全縣應收賦稅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晉昌坊最多，繳納賦稅為六千九百八十五貫，東市次之，為四千七百五十二貫，再次者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貫，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萬年縣收到的銅錢稅賦就足足有兩萬三千六百余貫。

大唐的稅賦來源是租佣調，所謂租便是地租，一畝地租平均為兩升，庸便是絹布，至於調這個東西在萬年縣是不存在的，因為萬年縣不允許百姓用每日三尺絹布來頂替徭役。

萬年縣的土地實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調的數量不多，盡管不多，還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據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稅繳納完畢之後，戶部以粟米為基礎價格換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總收入為四百八十一萬貫。

朝堂上，百官們自然是彈冠相慶，因為這個收益已經是大唐立國以來最高。

雲初雖然被皇帝稱之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門的考評中，再次被評為上上之選。

滿朝官員們都認為，雲初在沒有把百姓最後一件遮羞的底褲盤剝走的狀況下，能獲得如此收益，吏部給一個上上之選，實在是不足以彰顯他的能力。

沒錯，官員們，至少是戶部的官員們，他們只看每年進入國庫的銀錢，糧食，絹帛，麻布的數量多少，至於百姓們是不是能活他們並不在意。

很少有官員因為催稅賦弄出事情來受到戶部的斥責，哪怕是激起民變，戶部的官員們也只會認為是刁民之過，只需派遣大軍平定就是了。

牧民，牧民，一個替朝廷放牧百姓的官員，放牧一年，如果沒有收益，這就是該員最大的失敗。

雲初的政績非常的顯著，所以，在顯慶一年初春的時候，雲初正式踏進了五品官的行列，雖然只是從五品下的官職，卻不再是朝臣口中的小官，真正進入了中級官員的行列，也終於有資格踏進大殿中與皇帝一起商議國事。

大唐的稅賦非常的有靈活性，縣一級的官員需要將收到的稅負的八成上繳給州，州再把收到的稅賦的七成上繳給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