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的辦公室里放著一台布隆伯格終端機，實時顯示自己公司的股價。 可見李嘉誠無時無刻都在關注著自己的公司的股價。

江紹唐問道：「坊間有傳言，你與現屆政府關系不佳，這對你做出商業決策是否有影響？」

李嘉誠道：「健康社會中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息息相關。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勿令人對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我與香港或各國政府的關系都是建基於此的，不會因個別領導人或官員的變動而受影響，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不過，我觀察到一個不健康現況在擴散中：「為官難，為民亦不易」，這對政府和社會來說都是雙損局面。有時候我慶幸自己並未當官，因為為官者要面對如何平衡和解決不同權益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演變成更大的問題。」

江紹唐道：「在過往六十多年經營中，你如何處理與政治的關系？與政治打交道時你的原則是什么？」

李嘉誠道：「我不是聰明的人。如果政治問題真的沖著自己而來，擔憂也沒用。我沒有參與政治，但我關心政治，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系，假如兩者背道而馳，是難以處理的。我希望政治和經濟好，讓人民富國家強。我曾經說過，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我的基金會不停地做公益事業。我並非萬能，無法預測政治變化，也絕對沒法影響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對股東有利的事。」

江紹唐道：「你近年的投資，為什么多選擇在歐美那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

李嘉誠道：「這跟你要成立黃金海外投資是一樣的，做商業貿易的人，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戲規則，因此一定選擇有公平法律的國家，我們在一些國家經營三十多年，政府並沒有因為我是外國投資者而出現不公平的對待。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實在令我們應接不暇；集團可以挑選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環境投資。」

江紹唐道：「你曾經說過，財富的增加到了一個程度，便不會帶來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財富繼續增加，是否帶來不安全感？」

李嘉誠坦然的說道：「不會。」而且只有兩個字。

江紹唐道：「這是你最艱難的時候嗎？」

「不是。」李嘉誠說道：「我跟你說過了，我的最艱難時候是十三四歲。12歲時，日本侵華，我和家人從潮州來到香港，後來日本入侵香港，母親帶著弟妹回到潮州，我與父親留在香港。日本統治香港期間，沒有什么好日子可以過，13歲父親因肺病住進醫院，不夠一年，他去世。照顧父親這段時間我因為喜歡百~萬\小!說，發現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險階段，但我告訴自己不能死。 ]身為大兒子，為了母親和弟妹，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時也不停搶學問，到舊書攤買舊書看，其中包括老師使用的教科書，跟謀生有關的書。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知識比得上一個中學畢業生，這段日子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病看過一次醫生。即使是最艱難的日子，我也是充滿信心。其實我投資歐洲，我在外國賺到錢，拿回中國，有什么不好？就好比蘋果三星這些企業，投資中國賺了錢拿回本國一樣，現在國家不也是鼓勵華人企業走出國內去賺取美元嗎？」

江紹唐道：「財富對你意味著什么？你曾經表達過對內心的高貴的向往。」

李嘉誠道：「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輾轉反側，難以入寐，內心縈繞著很多問題。思潮起伏，結果直至凌晨，直到一個答案涌上心頭，令我豁然開朗：我頓悟了把基金會視作我第三個兒子的道理，這樣我會全心全意愛護他，給他分配財產，使他獲得所需資源落實一切公益項目，把我的心願永遠延續下去。在財富要代代相傳的傳統觀念中，將基金會視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勵傳承，期望這種想法能在中國人社會擴大和延續。基金會並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資金的大部分是基金會現有已投資項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來自我個人從香港和外國投資所獲收入、繳完稅後再注入的。我訂明基金會所有收益，絕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說他們都不能從中獲得收入。基金會已擁有我三分之一的資產，至今我已捐出145億港元，如有良好的項目，將不斷地繼續支持，希望能對我們民族有貢獻。2013年，基金會在內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諾之數目達40億港元，是歷來最高的一年。雖然我在全球不少國家經營業務，大部分收入都從外國賺取而來，每一分毫都是稅後才注入（基金會）的。但我規定基金會80%以上的捐款用於大中華地區，不超過20%的用在海外。所以我才會說，我在外國賺到錢，拿回中國，有什么不好？」

江紹唐道：「對於基金會，你不僅出錢，還出力，這是為什么？」

李嘉誠哈哈一笑，道：「這證明我對賺錢的重視程度不及捐錢。身為一個中國人，回想起我生長於抗日戰爭期間，國家被侵略，面對貧病、失學，於是發誓要終我一生，讓基金會擁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繼續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回報。我視教育、醫療和公益慈善是終生不渝的事業。基金會主要做兩大范疇：教育、醫療。在內地，我們有很多個項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現在仍繼續做，我們守信重諾，承諾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除了捐錢，也親力親為，投入不少時間心血，使得來之不易的金錢用得其所，令項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樂。我喜歡簡單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個人力量，協助社會進步。有能力從事公益事業，是一種福分，從中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有能力的人，要為人類謀幸福，這是「任務」。如果是為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辭；但若是為個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絕對不會這樣做。也以捐建汕頭大學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來，我坦然面對任何困難甚至是忍受屈辱，對汕大也不離不棄。」

江紹唐道：「你是重視聲譽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聲？」

李嘉誠道：「我不理別人怎么說，我的決心就是繼續做下去。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是我終生職志，絕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設備90%款項由我支付，任何一個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誠」三個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績。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兩所大型醫院，市政府領導曾游說寫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們於是建議寫上我父親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說：先人如果有知，父親一定認同我的做法；如果並不知道，那么寫也沒有意義。而且我更說笑，如果真的寫上父親的名字，將來拆掉更不好。85歲，就不能愛科技嗎？」

江紹唐道：「你投資了包括facebook在內的許多高科技企業。你已經85歲了，怎么投資高科技？」

李嘉誠道：「85歲，就不能愛科技嗎？我對新科技深感興趣，令我的心境年輕化。18世紀工業革命由英國開始；21世紀則是科技革命，不少行業包括國防工業、農業、水利、能源、醫療、生命科技、電訊、互聯網等等均有突破性的發展，投資機會數之不盡，應接不暇。我喜歡新科技，私人參與投資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來越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有一項關於農業的項目，一樣的土壤、一樣的水源，不改農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產量，若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現在已證明這項新科技是成功的，並在國內進行試驗。我非常喜歡百~萬\小!說，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識。我非常留意與自己從事行業有關的新信息和發展轉變，無論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歡它和愛它，這樣才有進步。」

江紹唐道：「但是高科技有時也會對現實經濟世界中的人帶來傷害。在你心里，如何平衡新科技帶來的傷害？」

李嘉誠道：「你說得對，新科技機器或儀器可替代工人，速度快，生產力增加。和黃在鹿特丹港的自動化率是90%，在西班牙是60%，在香港是20﹪。如果通過教育提升工人的知識，他便能控這些儀器，科技加速，就是另一革命的開始。早前我應廣東省粵東僑博會的邀請，以潮州話錄制了一段話，其中提到：科技主導未來，大家都知道，智能機械化的速度將超乎我們的想象，濫竽充數不再，「老牛擠奶」的時代不再，捍衛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資教育和推動教育改革，讓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永遠告別落後、參與未來，是有能力者共同的任務。實在是我真摯、充滿感情的話。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考慮參政。」

「參政！？」江紹唐驚訝了一下，轉而明白的又問道：「你這一生經歷很多，到現在還在勤奮工作，是什么支撐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