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迷的我的身體，躺在住院部最頂樓的私人病房。塗成米色的牆壁，流蘇的深紅天鵝絨窗簾，一米八的可抬升大床正對的便是供探訪人坐的真皮沙發。透明的玻璃茶幾和床邊的木質小桌上都擺滿了花籃，陽光透過干凈的玻璃窗，照射到一束束劍蘭和馬蹄蓮上。花瓣邊緣已經泛起焦色，枝椏低垂，略顯衰敗。房間里一片靜謐，只有監護儀「滴——滴——」的信號聲。

劉雯推門進去，我則小心翼翼跟在她身後。我的心跳如鼓，聲音在這安靜的房間里幾乎清晰可聞。而我手腳卻一片冰涼，雙頰更是緊張得滾燙。因為，劉雯對我說，根據我母親譚正麗與醫院的協議，探視我，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每日四點到六點鍾——因為每天的這個時間，她都會親自守在我身旁。

我與我的母親，面容雖不相似，性格卻如出一轍，倔強，剛硬，絕不服軟，從不認輸。她在發現我的養父出軌後，拿著菜刀滿屋追砍，鬧得警察上、兩人自此老死不相往來；我則在發現未婚夫張勇出軌後，親手閹了他。

但這樣堅硬的兩個人，在生活中必然也是磕碰不斷。我恨她從小忙於事業，對我疏於陪伴；她恨我執意跳舞，不肯讀書從商，接手她辛辛苦苦創辦的企業。自我進入青春期後，我們兩個便就這沖沖矛盾，遠隔重洋，隔著一根電話線長篇大論地吵架。

在我以專業第一的成績從皇家芭蕾學院畢業、又考入法國國家芭蕾舞團後，雖說她依舊未打消想要我接手她事業的念頭，我們的關系卻也一時間緩和了許多。

然而，在我與張勇訂婚後，我們之間的矛盾頓時激化——她不滿我這么早便要結婚，在我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對我放了狠話，說就當從此沒有我這個女兒。這場爭吵如此激烈，如此傷人，以至於我直接從家里搬了出來，自己租了房單獨居住。之後將近半年時間，我們彼此之間，誰都沒有主動開口講過一句話。

我永遠難以忘懷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場景。

那時我回上海已經好幾天，時差都已成功倒完，我母親卻忙於工作，連家都沒回一趟。我給她打了好幾通電話都是無人接聽，終於通過她的秘書，約定那天中午，在我母親公司樓下的一家商務西餐廳，一起用一頓簡單的午餐。

明明是我剛剛回國，她卻顯得比我還要風塵仆仆、形容焦躁。她的羊毛衫外是一套筆挺的深灰色女士西裝，項間戴著碩大的珍珠項鏈，每一顆珍珠都圓潤地閃著光，新燙的頭發被助理打理得一絲不苟，渾身上下都散發著精英的氣息。而她面色卻並不好，眉毛緊緊地皺在一起，法令紋深深垂下。見到我，那皺紋似乎還深了幾分。

還未待我開口，她率先氣勢洶洶問道：「你和那個姓張的分手沒有？」

「媽，還要我說多少次？我們不會分手的！」

我伸手給她看我手指上亮閃閃的鑽戒，語氣因為年輕而帶著幾分愚蠢的驕傲：「我和他在一起挺開心的，你能不能別干涉我的決定？」

「你是我看著長大的，你幾斤幾兩我還不知道嗎？你懂什么！那個小子一看就知道是個不學無術的廢物，你跟他在一起能落得什么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