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樓房低矮、招牌破舊的董家鎮，水泥鋪就的路面驟然換成了塵土飛揚的黃泥土路。我坐在黑三輪車上，口罩遮面，兜帽遮頭，手放在口袋里，死死攥著一把開刃的螺絲刀——水果刀過不了安檢，上火車前已經被我扔在了上海。火車轉大巴，大巴轉黑出租，我終於漸漸接近曾經我出生的地方——樓村。

樓村並不大，據我在網上查到，共有二百多戶人，常駐不到一千人口，甚至不如竺可兒學校的人數多。

與我想象的紅瓦磚牆、綠樹炊煙的田園農村不同，樓村道路狹窄曲折，四處都是干涸結塊的爛泥，和不知哪來的臟兮兮的泥水坑。地上偶爾可見被壓癟的、沾滿塵土的塑料瓶，路旁的亂草叢中時不時掛著或紅或藍的破舊塑料袋。偶爾可見幾幢房屋，或是紅磚泛舊成灰敗的土桔色，或是刷了一層不知是灰是黃的漆，不合時宜地新著。路上的小孩也是臟兮兮的，破舊的棉襖裹挾著瘦小的身子，流著鼻涕時不時追趕跑過。

我注意到，街上跑的，都是男孩。

嗅著焚燒秸稈的味道，我裹緊身上的羽絨服，盯著遠方灰白的天際線，努力平復此刻心中的不安。

劉雯勸說過無數次，懇求我不要來，或是讓她陪同我來。我知道她怕什么，她怕我被綁架，怕我被捆到醫院，割掉腎臟，或是被打暈賣給農村光棍做老婆。我們聊了無數次，哭了無數次，但最後的最後，以竺可兒的身份完成期末考試後，我終於還是下定決心，收拾行囊，趁著寒假，獨自來到這個偏遠的小農村。

付過黑車司機錢，我背著行李包，走進這個倚靠在田埂旁的農村。我知道，我干凈的羽絨服與這片地方的人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一路上我受到許多人側目。一位帶著孩子、頗為年長的阿姨聽說我尋找磨坊旁一戶姓董的人家，十分熱情地抱著她懷里那流著鼻涕的小男孩，一路帶著我走過去，親自敲開了門。

開門的是一個我不認識的老太太，個頭矮小，干癟瘦弱，皺紋遍布的皮膚貼在骨頭上，像是蠟做的標本。她懷疑地打量了我幾個來回，得知我找董改紅後，讓我進門稍等，她去打個電話把她喊回來。我於是跟在她的身後，走進院子，打量著這狹小灰舊的空間。

這院子里隱約能嗅到動物糞便和中葯混合的奇怪味道。

房子比我想象得更破舊。磚和黃泥糊成的牆上，掛著嶄新的紅對聯，越發顯得院牆頹敗。主屋一旁的牆角是鐵皮的煙囪，邊緣黑漆漆的全是燒灼痕跡。窗戶一角的玻璃打破了，貼著透明的塑料布，也不知過了多久，臟兮兮的。院子角落留著幾壟土，大約是種自家吃的蔬菜用，如今已經干枯了，不知名的枝葉留在田壟上。

那老太太再沒出來過，倒是董改紅，急匆匆出現在了小院門口，神色慌張又尷尬。見到我，陪著笑臉道：「二丫，不是跟你說來了提前跟俺說嗎？俺好去車站接你。你看看你看看，讓你自己一個人跑那么老遠……」